中国流通产业组织结构优化与政策选择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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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中国流通产业组织结构优化与政策选择

中国流通产业组织结构优化与政策选择

一、中国流通组织结构的现状及缺陷分析

根据产业组织学的理论,流通组织就是商品流通企业市场关系的集合体。所谓流通组织结构,既是流通产业内部的资源配置结构及其关联性,也是流通产业内大中小企业间的相互关系格局。流通产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内容。流通产业组织结构一经确定,便具有相对稳定性,先进合理的组织结构将对企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落后的,不合理的.企业组织结构将阻碍企业的发展。因此,组织结构将根据企业经营管理的要求适时调整,以适应发展的需要。不同类型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都将依据自身经营环境的变化而进行,有其特定的内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传统流通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调整流通产业所有制结构,打破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大力发展集体和个体商业,并允许工业自销、引进外资等,从而使流通产业组织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这无疑大大增强了中国流通企业的竞争活力,提高了社会流通能力。但就当前来看,传统体制下形成的“一、二、三、零”流通格局已经“网破线断”,而新的流通组织结构并没有形成,在流通产业组织中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在此我们沿用美国经济学家席勒的产业组织模式,即“结构――行为――效应”范式,对中国流通组织的现状进行分析。

(一)市场结构

市场结构是一国经济中市场和产业的特点及其构成要素,或者说,某个特定市场或产业中经营厂商所面临的环境,这种环境又可以通过产业集中、规模经济、进入退出壁垒等指标来反映。一般市场结构决定企业行为,从而决定产业组织的竞争性质及效果好坏的基本因素。我们从产业集中、规模经济、进入壁垒三个主要方面来考察当前中国流通产业组织的状况。

1.流通产业集中程度低。据资料表明,我国GDP中商业所占比例为10%,零售商业50强在消费品零售总额以及占全国零售总额的百分比分别是499亿人民币和2.45%,而美国则分别是17%、4910亿美元和21.4%,差距是明显的。不仅如此,我国流通产业的集中度还呈下降的趋势。1993年全国最大的100家大型零售企业销售收入净额占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的3.6%;1994年占3.3%;1995年占2.9%;19只占2.7%。

2.没有规模效应。当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流通组织规模结构呈现非均衡发展的两种趋势。一种趋势是盲目扩张和片面追求大型化,造成重复建设和规模不经济。仅以大型零售商店为例,1995年营业收入超过10亿元的有10家,到为22家。而效益普遍不佳,,全国100家国有零售商业企业中只有50%―60%的企业收支基本持平,而30%的企业处于利润下滑状态。另一种趋势是,一些流通企业的规模呈小型化发展。流通业所具有技术要求低、投资少、进入门槛低等特点,促使下岗人员、竞争力差人员纷纷涌入流通领域。大量小商业资本盲目扩张趋势使商业企业过度竞争、不正当竞争难以避免,导致流通领域的低效率、高成本和对城市公共资源的严重破坏。小型企业成为经济生活供应系统的主体,这显然不能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相匹配。盲目扩张和小型化使商业的组织结构朝两极发展,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从下表可看出,中美最大的商业企业规模比较的差距。

中美最大的商业企业规模比较(19)

表1  单位:亿元、%

┌──────────┬────┬────┬───────┐

│ 公司名 │销售额 │零售额 │占社会零售总额│

├──────────┼────┼────┼───────┤

│  美国沃尔玛(美元)  │1668.09  │1305.23  │ 5.45 │

│中国上海联华(人民币)│680.1   │29152.5  │ 2.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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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中国流通产业组织结构优化与政策选择的论文

一、中国流通组织结构的现状及缺陷分析

根据产业组织学的理论,流通组织就是商品流通企业市场关系的集合体。所谓流通组织结构,既是流通产业内部的资源配置结构及其关联性,也是流通产业内大中小企业间的相互关系格局。流通产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内容。流通产业组织结构一经确定,便具有相对稳定性,先进合理的组织结构将对企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落后的,不合理的企业组织结构将阻碍企业的发展。因此,组织结构将根据企业经营管理的要求适时调整,以适应发展的需要。不同类型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都将依据自身经营环境的变化而进行,有其特定的内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传统流通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调整流通产业所有制结构,打破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大力发展集体和个体商业,并允许工业自销、引进外资等,从而使流通产业组织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这无疑大大增强了中国流通企业的竞争活力,提高了社会流通能力。但就当前来看,传统体制下形成的“一、二、三、零”流通格局已经“网破线断”,而新的流通组织结构并没有形成,在流通产业组织中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在此我们沿用美国经济学家席勒的产业组织模式,即“结构——行为——效应”范式,对中国流通组织的现状进行分析。

(一)市场结构

市场结构是一国经济中市场和产业的特点及其构成要素,或者说,某个特定市场或产业中经营厂商所面临的环境,这种环境又可以通过产业集中、规模经济、进入退出壁垒等指标来反映。一般市场结构决定企业行为,从而决定产业组织的竞争性质及效果好坏的基本因素。我们从产业集中、规模经济、进入壁垒三个主要方面来考察当前中国流通产业组织的状况。

1.流通产业集中程度低。据资料表明,年我国GDP中商业所占比例为10%,零售商业50强在消费品零售总额以及占全国零售总额的百分比分别是499亿人民币和2.45%,而美国则分别是17%、4910亿美元和21.4%,差距是明显的。不仅如此,我国流通产业的集中度还呈下降的趋势。1993年全国最大的100家大型零售企业销售收入净额占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的3.6%;1994年占3.3%;1995年占2.9%;1996年只占2.7%。

2.没有规模效应。当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流通组织规模结构呈现非均衡发展的两种趋势。一种趋势是盲目扩张和片面追求大型化,造成重复建设和规模不经济。仅以大型零售商店为例,1995年营业收入超过10亿元的有10家,到19为22家。而效益普遍不佳,年,全国100家国有零售商业企业中只有50%—60%的企业收支基本持平,而30%的企业处于利润下滑状态。另一种趋势是,一些流通企业的规模呈小型化发展。流通业所具有技术要求低、投资少、进入门槛低等特点,促使下岗人员、竞争力差人员纷纷涌入流通领域。大量小商业资本盲目扩张趋势使商业企业过度竞争、不正当竞争难以避免,导致流通领域的低效率、高成本和对城市公共资源的严重破坏。小型企业成为经济生活供应系统的主体,这显然不能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相匹配。盲目扩张和小型化使商业的组织结构朝两极发展,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从下表可看出,中美最大的商业企业规模比较的差距。

中美最大的商业企业规模比较(1998年)

表1单位:亿元、%

┌──────────┬────┬────┬───────┐

│ 公司名 │销售额 │零售额 │占社会零售总额│

├──────────┼────┼────┼───────┤

│美国沃尔玛(美元)│1668.09│1305.23│ 5.45 │

│中国上海联华(人民币)│680.1 │29152.5│ 2.33 │

└──────────┴────┴────┴───────┘

资料来源: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全国重点大商场暨消费品市场监测报告》

3.流通产业的进入壁垒偏低。进入壁垒由规模经济壁垒、产品差异壁垒、相对费用壁垒这三种经济性壁垒构成。由于流通产业的特殊性和经济性,流通产业的进入壁垒较低。首先,与工业企业比较,流通企业开办容易,只要有几平方米的门店,选址合理、定位恰当,就能在市场上找到生存空间,可见,流通产业的规模经济壁垒并不显著。其次,在买方市场条件下,流通产业由于社会产品的相对丰富,企业一般都能采购到同行都经销的产品,这使企业产品差异小,新企业进入流通产业的产品壁垒是较低的。第三,相对费用壁垒也低,流通产业并非技术密集型产业,新企业开办时购进设备、引进技术、寻求供应商、培训人员等费用均不高。正是流通产业的这些特点决定了流通产业的经济性壁垒普遍较低。

(二)市场行为

市场行为是企业在既定的市场结构的具体形态下为赢得更高的市场占有率和更大利润而采取的行为。企业的市场行为是受市场结构的状况和特点所制约的。中国流通产业组织的市场行为有以下三个最突出的特点:

1.专业化分工协作水平低,各自为战,盲目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流通体系内的'批发、储运、零售企业以行政指令为纽带形成了专业分工协作体系。流通体制改革后,传统的体系打破了,企业成为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主体。在给企业带来了生机与活力的同时,在客观上又造成批、零、储各自分割的局面。加之小商人经营思想、行政条块管理的影响,分割状态下的批发、零售、储运企业无法走向联合,无法进行分工协作,各自为战,呈现了过大或过小的极端发展。仅盲目扩大规模行为而言,据内贸部的统计:全国100多个大、中城市营业面积在5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商场有700多家。近5年开业的数量是前40年的总和,而销售额又没有与营业面积扩张同步增长,利润水平还下降了。同时,家电、服装、汽车等产业的厂家自办销售,甚至自办延伸至最终消费者的销售网络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工业企业自办销售带来的是专业化分工效应的进一步萎缩,社会资源的浪费。

2.流通组织间的竞争仍停留在低水平的过度竞争。到目前为止,中国商业企业依赖的核心竞争力主要还是商业地理位置和低水平的价格战、广告战等,外国商业零售业在中国能够因企造市,而大部分中国企业还只是因市兴企。未来商战核心是消费者战略。在消费者看来,海尔也好,沃尔玛也罢,物美价廉、服务优良才是首要的。但是,流通产业的经营主体是在低水平上迅速膨胀的,为了争夺购买者,企业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低水平的过度竞争,许多企业没有在产品的质量和档次上下工夫,缺乏能服务意识、创新意识,在营销手段上互相模仿,各种商品削价大战、重奖大战连绵不断。广告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年全国广告支出相当61亿美元,增幅15%;支出97亿美元,又较1999年增长36%;预计广告营业额将超过1000亿人民币,成为仅决于美、日、德的世界第四大广告市场。据AC尼尔森的调查表明,20广告花费前10名的都是中国自己的本土品牌,仅保健品和维生素一个种类的广告费就近90亿元,占全部广告费的12.5%。价格恶性竞争也愈演愈烈,从彩电、空调、汽车到保暖内衣等,价格战打得天昏地暗,尽管许多商品已跌破了成本价,为了压倒竞争对手,强行让利,亏本经营,其结果是国家和企业利益严重损失。

3.地方行政性垄断、市场分割加剧,造成异地市场的高进入壁垒。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中国出现的垄断现象主要是地方行政性垄断。形成垄断的主要根源是地方与部门的权力。这些权力构成的行政性垄断,时常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通过行政手段,设置市场壁垒,垄断并阻碍了正常的市场交易。例如,一些地方及部门为排斥异地企业进入本地市场时常制造地方性垄断,在制造业、国内批发、零售商业、对外贸易、交通通讯、金融保险、建筑等行业,规定苛刻的准入政策。在一些大型项目的交易中,他们不采取市场经济通常的公开拍卖的方法,长期维持内部审批、小范围招标和行政分配,对异地企业竞相排斥等等。地方行政性垄断的危害是:排斥地区间的正常竞争,分割市场,形成了经济性、强制性和保守性的封闭环境,妨碍商业资源的合理配置。专业性流通企业跨省经营难,只限于地区内寻求规模,这必然形成商业流通普遍规模过小和进入异地市场的高的壁垒。

(三)市场绩效

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阶段与产业组织演变的特征来看,存在以下关系:(1)工业化前阶段。这一阶段,产业资源密集度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相应地,产业组织形式素质低,呈小型化、分散化的特点,小企业居主体地位,产业间关联作用弱,几乎不存在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2)工业化的实现和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在产业部门日益增多、交易复杂、产业技术关联趋紧的格局下,产业组织形式演进为以专业化协作为特征的托拉斯,大批量生产体系充分享有规模经济效益,保持了低成本的竞争优势,产业国际竞争力、国际市场占有率和国内经济增长速度迅速提高。(3)工业化后的经济稳定增长阶段。这一阶段以信息业、高科技制造业与其他新兴服务业为主导,相应地,产业组织形式向多样化方向演变,集中度与分散度适当,大中小企业关系协调,规模经济与有效竞争共存,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把中国流通产业组织放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组织结构的一般趋势中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流通产业组织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中小型企业并行发展,反映了企业对市场结构的适应和对各种市场机会的有效反应,推动了流通产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但是从中国流通产业组织结构变化的历程看,流通产业组织结构呈现出“小、散、乱、差”的根本性缺陷,即产业集中度低,规模经济偏小;众多流通企业被各个部门、各级行政区划分割,分散经营;低水平过度竞争造成市场秩序混乱,企业竞争力差,缺乏从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

世界各国新兴企业的发展演化过程无一例外地证明,企业的进入、退出或淘汰是市场竞争中一种带有规律性和普遍性的现象。由于中国处于市场经济发展初期,不健全的市场制度环境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流通组织结构优化水平的提高,并主要通过不合理的进入或退出壁垒对流通组织结构变化产生直接影响。流通业属于低进入壁垒的行业。现阶段中国不合理的市场壁垒主要表现为过低的壁垒和过高的壁垒并存,及缺乏形成合理壁垒的机制,造成重复建设、过度竞争问题,市场效率低下。据一项研究成果表明,1999年中国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流动资本周转速度仅为1.20次,国有商业也只有2.3次,而发达国家工业企业流动资本周转速度一般为6-8次,商业企业高达20多次。时至今日,全国各行各业因流通不畅,形成的资金短缺、巨额商品滞销,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不高,投入产出不对称,发展的缓慢迟滞,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梗阻于流通。

二、中国流通产业组织结构优化的目标

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从而向流通组织结构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一)中国流通产业组织结构优化调整的环境因素

1.WTO对中国流通产业组织演变的影响。入世后,有雄厚实力的外国商业资本将加快进入中国的步伐,中国流通产业将面临更严峻的竞争。中国流通产业结构调整必须按国际惯例进行,要求中国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建立起规范的竞争市场,合理利用资源,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为此,只有流通组织创新,才能促进技术进步与提高管理效率,实现规模化经营,内在地降低单位产品的经营成本,从而才能在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基础上,提高服务,创造世界名牌商品,进而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分工与贸易地位,由垂直分工为主向水平分工为主演进,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同时,流通产业只有建立起有效竞争的格局,才能外在地迫使国内产业为在国际竞争氛围中求生存和求发展,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换,达到降低成本,增加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优化结构的目标,并将竞争的努力由价格竞争扩展为更广泛的非价格竞争和市场外竞争,获取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

2.知识经济对流通产业组织演变的影响。随着知识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世界各国的政府都在加大力度积极开展其知识经济发展的对策与规划的研究与实施,以期在未来以知识经济为背景的世界经济分工格局中抢占有利地位。这必将引起企业经营与环境的变化,从而对产业组织结构的若干决定因素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产业组织的演变。知识经济时代对流通产业组织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对流通组织形式提出更高的要求。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者已经不再满足于以往的市场购销渠道,制造商也已不满足于小规模、分散化、无组织的流通体系,迫切需要流通组织模式创新,提供专业化、大规模、高效率、低成本的流通组织体系。与此同时,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方式将发生较大的变化,而新型的消费方式完全取决于流通组织形式。流通组织可以从商业的品种和质量,服务的形式和方式、网点的布局和业态,从多层次、全方位反映人们生活素质和满足消费需求。流通组织还可通过消费信贷、分期付款、广告宣传,产品展示等形式,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拓宽服务领域、增加服务项目,为人们提供多种消费和生活方式。

(二)发达国家流通产业组织发展模式的启示

世界工业化历史表明,经济发达国家无一例外是从流通开始推进并加速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流通过程既是生产过程的继续和延伸,又是生产过程的前提。流通在社会经济中居于先导性的地位。据统计,国外商品的周转、库存、保管以及把商品向最终消费者运送的全部流通费用,一般要占商品总价值的50%以上。流通速度对全部资本的周转效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企业单纯从技术途径提高生产效率以获取更多利润的难度越来越大,而改进流通组织管理,提高流通效率则被比喻为“一块经济界的黑大陆”。因此,发达国家于1960年代以后,相继开始掀起“流通革命”,逐步发展起高度现代化、专业化、高效率的流通产业。当今,企业如果没有相应的流通能力,生产能力再强,也不能快速有效地组织商品交易活动,也不能转化为现实的、有效的竞争力。

现代流通组织模式有两种典型代表。一种是美国模式,即以大型生产企业为主要力量,形成了以生产企业为主导,大型分销批发商、连锁零售集团企业同步发展的流通组织形式。美国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在全社会商品流通中,生产企业的直接销售占主要部分。据估计,美国大约70%的生产资料是由生产企业直接销售,约30%是由独立的批发商销售。美国90%以上的出口贸易由200家大型工业公司直接控制。大型工业公司通过建立若干个现代化、高效率的销售中心、配送中心、新式仓库,现代信息技术贯穿于企业生产和销售全过程,实行电子订货,即时配送,实现了与高度发达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流通现代化,推动了全社会流通产业的发展。另一种是日本模式,即通过成功地发展大型综合商社,形成以专业流通企业为主导的流通组织模式。日本大型综合商社的特点是与金融、工业资本有机结合的流通产业组织形式,并以其融于庞大企业集团的实力,无所不包的经营范围,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从经营规模看,仅日本几大综合商社的经营额,就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1/3,占出口的50%,进口的60%以上,从而推动日本经济高度的社会化和高效率。许多中小企业的发展,就是依赖于综合商社有效地解决引进技术、确保原料和开辟销路这三大矛盾而发展起来的。尽管美日两国的流通模式各有不同,然而,两个国家都实现了流通产业的现代化,创造了突出的经济业绩。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一个国家的流通组织形式是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是按照经济实力形成的。一般发达国家是在市场化体制完备、工业化生产高度发达、高度集中后,开始重视发展流通的,因而必然是金融、工业垄断资本进一步向流通领域延伸,形成以工业资本为主体的现代流通产业,商业资本尽管也有很大发展,但仍然要从属于工业资本。但是,日本却比较特殊,二战后,日本财阀被解散,工业资本一无资金,二无市场,正是利用这一契机,使当时还是农村杂货铺式的商社逐步发展成为经济起飞的核心力量。可以说,综合商社是日本所特有的政治、经济等诸因素的综合产物,很难为其他国家仿效。

2.发展社会化、专业化、现代化的流通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内在要求,是生产与流通在更高层次的分工协作,是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化大生产所带来的产销关系变化,这必然要求流通产业组织为之提供商品销售服务。因为只有大批发商、代理商才能大批进货,满足生产企业产品单一化、批量化生产与销售的特点和要求,使生产与消费很好的连接起来。这也与一、二、三产业顺序启动,相应发展的一般规律相一致。尽管美日两国代表的流通组织形式不同,但不同流通组织形式却都反映了流通社会化、专业化的共同规律。美国是通过大公司内部的高度专业化分工实现的,一方面发展庞大的专业流通产业,一方面发展专业化生产;日本则是通过发展大型综合商社,综合商社又与工业资本、金融资本组成巨型企业集团,从而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上实现生产与流通的专业分工。

3.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流通组织发展的重要手段。一般流通组织形式的演变是与其科技背景相一致的。科技革命所引起的商品货币关系的深入发展,要求流通组织形式不断的演化和发展。随着现代科技在美国、日本流通领域的应用,百货商店、连锁超市、电子商务等流通业态的演进,从产销合一、产销分离到产销结合的演变,就表明了流通组织形式是随新技术应运而生,特别是当今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高新科学技术和科学的经营管理方式已能支持规模化、分工协作化的现代流通组织系统,使之在高效率、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上和经营管理的轨道上运行。现代科技的发展使流通组织由小型化、分散化向规模化、集约化、组织化方向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

4.规模经济与有效竞争共存是产业组织结构优化的内在要求。发达国家的流通产业组织结构演变表明:在工业化前阶段,产业资源密集度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相应地,小企业居主体地位,产业间关联作用弱,产业组织形式是小型化和分散化,产业组织素质低,几乎没有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在工业化阶段,产业部门日益增多,交易复杂,产业技术关联不断提高,产业组织形式演进为以专业化协作为特征的大批量生产体系,托拉斯充分享有规模经济效益,保持低成本的竞争优势,迅速提高产业竞争力、市场占有率和经济增长速度;进入工业化后阶段,信息业、高科技制造业与其他新兴服务业成为主流,相应地,产业组织形式向多样化方向演变,集中度与分散度适当,大中小企业关系协调,规模经济与有效竞争共存,经济稳定发展。

5.不同流通组织形式体现不同的市场经济关系,反映商品流通各自的特点。生产资料流通具有销售批量大,用户相对集中,购销范围广等特点,商品的销售活动可以由专业流通企业完成,也可以由生产企业直接完成,由此可以产生不同的流通组织形式。与生产资料相比,在生活消费品的流通中,工商关系在总体上只能形成以专业流通企业为主导的流通组织形式,厂家直销不可能占主要部分,这是由消费品流通的特点所决定的。因此,研究流通组织形式问题,要根据不同商品的特点,解决好生产与流通的分工协作问题。

(三)中国流通产业组织结构优化的目标框架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中国流通企业组织结构中,不论是专业流通企业还是流通导向型企业,不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与发达国家有着很大的差距。如在生产资料流通中,生产企业直销虽已逐步占到主要部分,大约70%,从这一点看,与美国模式比较相近,但这种自销是一种分散的、初级的、低效的流通,还不是现代化的流通,而要发展现代化的大流通,像美国那样主要依靠生产企业,在中国可能难以办到。大型生产企业在规模与实力上远无法与国外的跨国大公司相比,加之长期受传统体制的影响,企业的历史包袱十分沉重,解决生产上的种种问题,已相当吃力,要进一步发展高效率的现代流通产业,就难以为继了。另外,中国中小企业数量相当大,这决定了必须更多地发展和利用专业流通企业,如果以生产企业自办流通作为发展流通产业的主要途径,不但生产企业的实力达不到,而且从宏观的角度看,也是对于社会资源再投入的一种浪费。

中国的专业流通企业,改革开放后逐步走向市场经营,通过市场经营的磨炼和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专业流通企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取得了重要发展。从总体上讲,在资金、网点、渠道、信息、人员等方面,已经初步具备了流通产业的雏形。但从流通企业自身来看,还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即企业组织结构分散,经营规模偏小,众多的专业流通企业及经营网点被各个部门、各级行政区划纵横交错地分割,形成各自独立小而全的经营单位,受体制的制约,又很难通过大量兼并重新组成若干个大型集团。从外部环境来讲,流通企业要进一步向其他产业渗透、发展,余地并不大。因此,专业流通企业与国内的大型生产企业极不匹配,形成了“小马拉大车”的格局。要发展像日本那样的大型综合商社也不现实。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国情决定了发展中国现代流通产业的途径,无论通过生产企业还是专业流通企业,都难以成为中国流通组织的主导模式,无论美国模式还是日本模式,也都不是我们的方向。只能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吸收国外模式的合理部分,发展符合中国实际的商品流通组织形式。我国正处在不断加快发展的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迫切需要发展集约化的现代流通组织形式与之相适应。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流通组织结构调整目标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流通组织形式,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和市场法则,实施流通领域的大集团战略,加快流通组织的规划,加强立法工作,提高流通组织建设的规范程度,运用市场机制调整和完善流通组织和组织方式,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积极推进政企分开,使流通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的流通组织形式和营销方式,尤其要针对中国当前流通企业组织规模过小,低水平过度竞争,难以发挥规模经济优势,经济效益持续下降等问题,政府通过制定流通产业组织政策,避免过度竞争,追求规模经济为主要目标导向;以培育和发展一批创新能力强、主业突出、拥有知名品牌、核心竞争能力强的大型流通企业和企业集团,使之成为发展现代流通体系的骨干和依托,成为与国外流通企业相竞争的“主力军”和对外实行跨国经营的“先遣部队”,从而形成流通产业适度集中、企业间充分有效竞争、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组织结构。

三、促进流通组织结构优化的政策选择

为适应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并能引导、推动流通组织的健康发展,有必要通过政策对流通组织实施有效的集中、分散、兼并、融合、协作与联合,从而提高流通的组织化程度。

1.坚决打破行业垄断、部门分割和地区封锁。这有利益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也是实行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经营,催化和发展一批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的流通企业和企业集团的条件和前提。为此,一是尽快制定反垄断法。反垄断法不仅针对垄断企业,而且针对形成垄断的行为。当前特别要对由地方保护和行业保护形成的垄断加以限制;二是清理现有行业法规。目前,由于政出多门,地方与中央、部门之间及新老法规之间存在冲突。因此,需要对现有法规进行一次大清理,特别要撤消和废除一些阻碍竞争和制造垄断的法规。三是为了促进形成全国统一市场,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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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垄断与中国的产业组织政策选择

垄断与中国的产业组织政策选择

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与产业组织状态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垄断同竞争一样,是产业组织状态的一种,它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也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作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垄断这种产业组织状态以及垄断的行为对效率以及消费者利益有所损害,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承担了防止情况出现以及在垄断不可避免时对其加以管制的责任,[1]也即是通过制定产业组织政策来限制垄断的出现。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于垄断对经济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是否需要反垄断,应该以垄断对经济的实际作用为依据。现实生活中的垄断既有通过生产者凭借自己的力量通过竞争实现的,也有由政府的管制而形成的,由于形成的原因不同,其对经济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一、厂商垄断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厂商垄断是指厂商凭借自己的力量所达到的一种状态,在位厂商为了维持在这种状态下的利益而采取的措施则是一种垄断行为。

垄断的状态是一种生产资源高度集中的状态,这样的一种状态对于经济发展是有利还是有弊?在笔者看来,是利大于弊。垄断本身是生产高度集中的一种状态,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现今社会,它的出现既可以带来规模经济的`效益,又可以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有计划的生产组织,更有利于有限资源的有效利用。在商品经济中最基本的规律――价值规律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形成商品生产者的优胜劣汰,这必然会带来生产和资源的集中,这种集中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趋势相一致的,对于生产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因此,垄断的状态是在正常竞争机制下的必然的结果,对于经济的发展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点很多人也有相同的看法。

在垄断状态出现后,在位厂商为了保持其垄断地位及利益会采取的一些措施,包括:

第一,为保证垄断利润而对价格与产量进行控制。“由于垄断着市场,因此它就会成为市场价格的制定者,而不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在这种情况下,它所面临的约束只有消费的有效需求以及它自己的边际成本。这时它就可以通过压缩产量来抬高价格,使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而不必考虑到其他厂商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这样就能够获得垄断利润。”[2]

第二,为了保证原有固定成本可以带来足够的收益而对于已经开发出来的技术不加使用。当一种新的技术开发出来,虽然它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在位厂商会由于原有的沉淀成本的考虑而不会将其马上应用于生产中,这种情况在固定成本在总资产中占较大比例的产业中特别常见。将开发出来的新的技术束之高阁,再加以保密,直到原有的成本取得了一定的效益后再使用。

第三,几家占统治地位的企业采取联合政策以限制产量或制定一定的标准以限制其他厂商的进入,以保证自己的垄断利润。

这些措施就是人们常见的垄断行为,一般认为这些行为有损于其他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同时也有损于社会生产的效率。但是笔者认为,在位厂商的这些措施是具有合理性的,并且其对其他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损害及对于社会生产效率的损害也具有非长期性。保护垄断企业对技术的垄断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鼓励商品生产者开发、应用新的技术;与技术应用慢于技术开发而言,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如果技术拥有者总有一开发出新的技术就将之应用于生产中去,不仅对于生产者而言是一种浪费,对于整个社会的资源来说也是一种浪费;中小企业在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上与大企业比较没有丝毫的优势可言,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不断地改进和应用新技术实际上提高了产业的进入壁垒,更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同时,新技术的开发与成熟是两回事,就算是已经成熟的技术,在投入到社会当中时也是需要许多的相关和配套的设施。比如说磁悬浮列车的技术,在许多年前就基本上开发成功,但是它的应用涉及到城市道路建设、城市格局等种种问题,虽然不是某个企业在对其技术进行垄断,但是要将理论变为现实还需要相当的时间。因此,笔者认为,保护技术的垄断是极为必要的;同时,垄断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后,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才真正地得到飞速发展。

无论是垄断企业之间的联盟还是垄断企业自己制定的价格与产量都不具有长期性,“市场竞争的机制本身就可以解决这一个问题。”[3]“通过协议或者默契来达成限产,达成最低价格共识等,在一段时间内很可能使得各方实现垄断利润”,“但每一方都有背诺的利益动机,其结果就是垄断协议的失效。”[4]只要有足够的利润,就

[1] [2] [3] [4]

篇4:产业组织政策与产权制度变迁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指出产业组织政策与产权制度变迁方式必须有效结合,才能产生有效绩效,笔者就此予以论述。

关键词:产业组织政策 产权制度变迁方式 有效结合

在产业领域内,政府制定产业组织政策,其目的就是要优化企业行为,使市场结构趋于合理,市场绩效达到最佳。但影响企业行为的因素,不只是产业组织政策,企业产权制度及宏观产权制度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企业产权制度是企业微观运行的基础性激励、约束安排,它在极大程度上制约着其它因素发挥作用。宏观产权制度是企业运行的平台,框定了企业产权制度选择集合的范围,限制着企业产权制度创新的程度与空间。因此要优化微观企业的激励、约束安排,改善企业行为,以提升市场结构和绩效水平,必须在实施产业组织政策的同时,审视现有产权制度的不足之处并促其完善。本文仅就经济规模政策、企业并购政策、产业退出援助政策、反垄断政策和中小企业政策实施,需要产权制度变迁相配合予以论述。

经济规模政策与产权制度变迁

规模经济显着的产业,如何扼制小企业盲目进入,防范形成恶性竞争局面,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经济规模政策能否发挥应有作用需要产权制度创新予以配合。政府通过制定最小经济规模标准,限制达不到经济规模标准的新企业进入产业内,这就从源头上杜绝了产业内规模不合理现象的产生和恶化,有利于发挥企业规模经济效应,降低单位产品或服务成本。

产业内现有企业能否实现规模经济,以及是否有符合规模经济标准的企业进入,直接关系到产业实现规模优化的进程。在制定经济规模政策后,这种增量式的规模水平提高,有可能处于停滞状态。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与规模水平相适应的企业产权制度短时期内难以形成,制约了潜在进入者的进入,防碍规模水平提高的进程。也就是说,制定了最小经济规模标准后,产业进入壁垒提高,意欲进入产业领域的潜在进入者,必须在资金、企业产权制度及组织结构等方面作出适当安排,其原因在于有了规模标准要求后,投入资金需要量必然大幅增加,而且对企业产权制度会产生革新性的诱致性需求。特别是当产业内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并具有一定的持续性时,在利润的驱使下,新进入企业常常在企业产权制度创新后,如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企业产权清晰程度及企业产权融合度提升后,才能进入该产业领域。由此可以看出,经济规模政策要发挥尽可能大的作用需要企业产权制度作出适当创新,才能促进产业组织合理化。

企业并购政策与产权制度变迁

企业并购的结果将减少产业内企业的数量,抑制企业间过度竞争,并购减少了供给环节的盲目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竞争的无序状态。

企业间并购涉及到产权变动,不同产权制度的企业将重新整合,企业剩余索取权和企业控制权将解构和重构,人力资本产权主体与非人力资本产权主体的契约关系骤变,这无疑都将触及企业产权制度的创新。政府制定优惠的并购政策无疑改变企业的目标函数,诱致企业行为选择集合丰富化,但企业是否进行并购还依赖于企业产权制度变迁与否。并购过程中原有企业产权关系解构和重构的成本,直接影响着并购行为的发生。如产权确认、产权评估、人力资本产权主体与非人力资本产权主体解除契约与重新签约等成本,以及人们对重构企业产权制度的观念、态度都将影响着并购行为的实施。因此,政府应将优惠政策的制定与产权制度创新结合起来,才能缓解过度竞争、规模不合理等现象的发生。

具体而言,政府应从法律和道德等层面完善宏观产权制度,从法律上界定产权的归属,规范各类产权流动的程序,理顺人力资本产权主体与非人力资本产权主体签约与解约关系;在实施层面大力加强产权交易市场、人力资本市场的建设;通过宣传、教育与思想工作促进非正式规则的转变,如改变人们对产权关系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和习俗惯例。只有实现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与实施机制三个方面的转变与结合,才能有效地创新宏观产权制度,克服企业并购的'宏观产权制度约束,降低并购实施的成本。

如果政府在某一产业领域拥有大量的国有产权,那么政府还负有强制推动微观国有控、参股企业产权制度变迁的义务。并购行为是企业行为集合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国有控、参股企业也不能回避并购行为,由于国有产权主体不能到位,政府必须扮演这类企业并购决策的主体,承担产业走向规模经济的责任。通过政府推动并购与联合促成企业产权清晰、产权结构多元化、产权融合度提升及产权流动性增强,为促成日后的市场化并购作出铺垫,也就是为国有控、参股企业产权制度的再次变革做准备。

由此可知,并购优惠政策发挥尽可能大的作用需要宏观产权制度及企业产权制度创新配合,才能提高产业组织合理化演进的速度,并保证其持续性。

篇5:产业组织政策与产权制度变迁论文

张伯伦在20世纪30年代有关产业组织问题的开创性研究中,就已使用了“能力过剩”的概念。以后贝恩又使用了“过度竞争”的概念。为了解决市场过度竞争长期凝滞的状态,政府应该制定产业退出援助政策,使产业走出低效率的状态。产业退出援助政策的作用在于减少产业的退出障碍,打破产业内存在的企业关系的僵持状态,是诱致企业清算和转产的政策措施。产业退出援助政策有诱致微观产权主体改变既有产权关系的功效,有利于产业内不同产权制度的企业做作出调整,使得产权制度实施成本高昂的企业被淘汰,产业内企业产权制度的类型趋于减少,实际上随着劣势企业的退出,产业内的企业产权制度得以优化。退出援助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即侧重于退出,接受援助的企业必须退出和转产,企业旧有的产权关系必须解构或重新整合。从本质上说,这是政府诱致性政策引致的企业产权制度变迁,这有助于促进产业组织内的有效竞争局面的形成和产业内企业产权制度的优化变迁。

反垄断政策与产权制度变迁

为了发挥竞争机制带来的活力,提高效率,许多市场经济国家制定了反垄断政策,来抑制垄断可能带来的效率低下。反垄断的产业组织政策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控制市场结构;二是控制市场行为。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提出了他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认为只要保持充分的竞争,经济资源的配置最终总能达到最优。在斯密之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一直把自由竞争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原动力,认为市场支配力分散的竞争性市场具有抑制与均衡的机能,可以排除垄断的弊害,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同时企业间的激烈竞争会促进技术革新,能取得比垄断状态更好的效果。传统的自由竞争理论的反垄断政策,依据的是企业市场份额过高,经济力量过分集中,即主要是针对抑制市场结构的反垄断政策。现代竞争理论提出,只要进入壁垒较低,潜在的进入者会抑制在位企业滥用垄断权力。新的创新理论认为,只有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最能推动技术创新。上述理论对政府的反垄断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政府的反垄断政策从主要针对结构向主要针对行为转变。

反垄断政策实施带来的结构、行为及绩效的改善,并不仅仅取决于反垄断政策本身,而且还取决于产权制度的既有状态。在经济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产业由于历史及自身特性的原因,形成了国家垄断,即其产业领域内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控制了整个产业领域,形成了政府对产业领域内企业的强干预。这种干预企业的方式不同于宏观政策与产业政策的间接干预,而是作为出资人产权代表对企业剩余索取权和企业控制权的直接干预。在这种产业领域内,企业产权制度可选择范围大大缩小,因为企业产权制度的优劣不能像竞争产业中的企业那样经过充分市场比较,其效率高低也难以量化。如我国

电力、银行等产业领域一直实施传统国有企业控制,没有与产权清晰、融合度高的现代股份制企业贴身比较,其效率不可能确知。

对被政府行政垄断的竞争性产业领域,一方面要制定政策实施反垄断,消除市场进入壁垒,鼓励不同产权制度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进入并形成竞争,使产业内的企业产权制度出现多样化并能同场竞争的局面;另一方面,对竞争中由于企业产权制度缺陷落后的国有及其控股企业,政府不能一味给予补贴或政策支持。特别是加入WTO后,国际市场潜在进入者的存在,形成强大竞争压力,而应对其采取强制性企业产权制度变迁,使产业领域内企业产权制度得以优化,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展开竞争,提高竞争力。因此,反垄断政策与产权制度创新应结合起来进行,才能使产业组织合理化,使企业产权制度得以适宜的变迁。

中小企业政策与产权制度变迁

在产业内部,保持一定数量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使大、中、小企业并存,有利于增强产业组织内部的竞争。现代经济运行发展中,无论从生活需要还是从生产需要,以及从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要求来看,中小企业都是不可缺少的,为此必须制定恰当的中小企业政策。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日本政府先后制定了“中小企业振兴资金助成法”、“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中小企业现代化扶植法”等法规和政策,经过贯彻实施有效地推动了中小企业现代化。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通过财政和金融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开发和应用高新技术,提高独立创新能力(李悦等,2002)。

政府制定实施的中小企业政策,特别是税收、金融及财政政策对中小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但仅有上述政策显然是不全面的,其效果会缺损。中小企业对技术创新是否孜孜以求,不仅取决于政策优惠与支持,而且取决于知识产权受保护的程度,即宏观层面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备性程度。政府在强制完善宏观层面知识产权制度方面具有重要责任与义务。知识产权有效保护的缺失,将导致创新收益不足以抵偿创新成本及风险,技术创新将减少,研发活动处于停滞状态。大多数企业都等着享用技术创新企业的技术扩散效应。为了鼓励技术创新,确定技术保护的时期,以提高创新收益,是政府不得不做的。中小企业政策的实施和宏观层面知识产权保护的完善,将是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必不可少的两个重要因素。除了知识产权保护外,政府应强制放开企业产权制度的选择集合,应允许人力资本产权主体和非人力资本产权主体的自由签约,从法律及其实施层面支持和保护战略型和技术型等人力资本主体参与分享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企业可以选择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融合度更高的企业产权制度。

在宏观层面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企业选择企业制度的空间扩宽的条件下,政府辅以促进中小企业开发新技术的政策措施,诱致微观企业产权制度作出调整,以利于融合更多技术型人力资本和创新型企业家,推动企业技术和制度创新在中小企业中的拓展。

据上述,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政府有必要通过经济政策措施,促使产权制度变迁和产业组织演进的良性互动,使资源有效优化配置,产生最大的绩效。

参考文献:

1。胡川。产权制度的分层、构成及其多维度变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6(2)

2。李悦,李平。产业经济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3。同勃。日本产业组织政策研究。改革,1999(6)

4。王俊豪。市场结构与有效竞争。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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