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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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论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论文
引言
食品质量与安全问题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在新时期，人们对于食品的追求逐渐从数量层面上升到质量层面，近年来，我国发生了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食品质量与安全监管工作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了出来，如何利用刑法的保护机制来提升我国食品的整体质量与避免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成为了现阶段食品安全监管工作面临的重要问题。
1 食品安全与刑法保护现存的问题
1.1 食品安全现阶段的问题法律体系有待完善
当前《刑法》中牵涉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三种，《刑法》中将这些犯罪归类到“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当中。实际上，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不仅侵害了市场经济的秩序，同时也严重侵害了公民的健康权乃至生命权。在当前以人为本的理念下，经济秩序和公民的健康权、生命权孰轻孰重自不待言，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毫无疑问地应优先于市场经济秩序受到法律的保护，将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条文归入到“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值得商榷，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的法律体系有待完善。重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中建立了以A防为目的的'立法模式以适应风险社会背景下的立法需要，建立了较为健全完善的食品安全风险问题评估体系。而《刑法》将食品安全犯罪的条文置于“危害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之中，与《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存在不相衔接之处，需要引起相关人员的重视。
1.2 食品安全问题处理不当
现阶段，我国展开了一系列处理食品安全问题的工作，在惩治不法食品加工企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并没有有效地减少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在实践中，由于部分食品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监管工作不够重视，所以他们在处理食品安全问题和犯罪行为时，没有严格按照制度执行，对不法企业和商户的惩罚力度也比较轻。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客体是确定刑法分则不同章节的依据，而《刑法》中将食品安全犯罪归入到“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中，很显然是认为食品安全犯罪侵害的客体系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秩序。此外，大部分监管部门采用经济罚款的方式来处理食品安全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总之，导致食品安全问题发生的因素有很多，如果我们不能对主要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等施以全面惩治，那么很难从根本上杜绝食品安全问题。
篇2：论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论文
2.1 依照刑法完善食品监管制度
建立全面系统的食品监管制度是保证食品生产行业长远发展的重要措施。首先，监管部门应该依照我国刑法的政策精神来，不断健全监管指标，使得监管人员有相应的监管指标作为工作考量标准。然后，监管部门应该依照刑法的具体指标来对食品采购、加工和生产等流程做综合考量，并对现行监管体系加以改革，以提高监管部门的工作效率。最后，监管部门应该逐步建立一个与刑法精神相匹配的精细化的监管系统和统一的监管方案，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和信息技术来提升监管部门工作的现代化水平。
2.2 明确入罪规则
2.2.1 拓宽入刑范围。现阶段，国家已经采取措施来完善食品在运输、检疫与储存等环节的有关工作。基于此，食品安全犯罪也应拓宽范围，将运输、检疫与储存等相关环节的食品安全纳入到食品安全犯罪中来，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使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所有行为都能受到与其相对应的刑罚，同时也会减少审判过程中对法律适用的疑惑。
2.2.2 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罪。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相较看来，更加应该把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权的保护作为重点。为了凸显食品安全犯罪的社会公共安全危害性，有必要调整食品安全犯罪在整个刑法体系中的地位，将食品安全犯罪由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变更为危害公共安全罪，使人民大众更加了解食品安全犯罪的本质。
2.2.3 增设食品安全过失犯罪。食品生产经营者从事的是与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密切联系的经营活动，只要食品安全出现问题，受害人承受的后果是一样的。如果因为是过失犯罪而免于对其的刑事处罚，这样对于受害者来说是不公平的。现阶段，我国《刑法》有必要增加食品安全过失犯罪，同时对过失的程度进行界定。这里的过失应该是严重危及公众的生命健康权的行为，轻微过失就不应该适用此类规定。这样，不至于将犯罪过分扩大，也能给那些过失造成严重后果的人群以恰当的刑罚。
2.3 健全食品安全刑法保护制度体系
现阶段，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刑法》为核心、《食品安全法》为补充的食品安全刑法保护法律制度体系，而《刑法》和《食品安全法》之间却存在不相协调之处。就实际情况而言，《食品安全法》对无资质生产经营、食品添加剂、无证生产经营等均作出了相应的规制，对监管机构及其监管人员、检验机构及其检验人员的刑事责任也作出了规定，《食品安全法》中增加的这些新内容、立法中的新理念却未在《刑法》的规定中得到相应的体现，《刑法》对《食品安全法》正确贯彻实施的保障功能未能有效发挥，《刑法》和《食品安全法》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所以有关人员需要进一步考量两部法律之间的联系和与现实的连接，以完善食品安全刑法保护制度的法律体系。
结束语
综上所述，刑法对于保证食品的质量与安全有重要的意义，在《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保护下，我国已经从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整体食品质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此，我们应该从从加强刑法的保护力度和监管力度入手，来促进我国食品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彬，张爱娥.食品安全刑法保护制度的缺陷与完善[J].人民论坛，，（02）：124-126.
篇3：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研究论文
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研究论文
现代社会，由于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应用，信息的流动突破了时间、空间及数量的限制，由于当前个人信息的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具体怎样通过完善相关刑法规范为个人信息提供更好的保护成为重要的法律问题，本文在分析我国现有刑法规定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国家的有益做法，提出了若干完善的建议，如规范法律语言、统一法律规定扩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主体范围等。
现代社会，由于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应用，信息的流动突破了时间、空间及数量的限制，个人信息的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刑法保护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我国相关法律规定
（一）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
《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没有规定，随着现代技术对隐私的侵犯及人们对敏感信息保护的强烈要求，《刑法第五修正案》在第177条增加了“窃取、收买、非法提 供信用卡信息罪”：“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量巨大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该规定将进行信用卡信息买卖的行为规定为刑法调整的行为，对运用网络进行此种活动之规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这一规定无法结束日益严重的其他侵害个人信息的行为。随着办公自动化之发展，网络已经进入了各银行、邮局或政府机关等部门，尤其是公权力部 门掌握着大量的个人信息，由于缺少法律禁性规定，买卖个人信息的活动十分猖獗，对公民的私生活安宁，甚至财产、人身带来巨大威胁。鉴于此，出台了《刑法第七修正案》。
（二）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刑法第七修正案》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网络的出现给搜集公民个人信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很多信息咨询公司应运而生，其生态链大致如下：成立某信息公司；通过给金钱或关系向掌握公民信息的机构获取信息；通过网络进行买卖。此生态链的核心就是搜集与出卖信息，“搜集”这一环节基本不通过网络实现，主要是通过熟人关系或给予信息提供者一定的金钱回报， 甚至通过信息转换的方式；“出卖”这一环节就大量浮现网络的身影，卖家与买家基本上是陌生人关系，他们通过网络获知双方供需信息，进而通过网络进行交易。信息的源头往往来自于有权收集个人资料的金融机构、国家权关等。
二、完善相关立法的建议
（一）规范法律语言、统一法律规定
虽然公民信用卡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但《刑法第五修正案》和《刑法第七修正案》仍有不同，无法合并。
首先，犯罪客体不一样，根据我国1994年《关于加强信用卡管理的若干规定》企事业单位可以申办信用卡， 因此，《第五修正案》中的信用卡信息不仅指公民个人的信用卡信息还指企事业单位信用卡信息。并且“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属于第三章第四节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客体不仅是公民个人、企事业单位的合法权益，还是有序的金融管理秩序。
其次，侵犯信用卡信息犯罪是一般犯罪主体，如果是“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从事违法行为，从重处罚。侵犯个人信息罪中的“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是特殊主体，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罪才是一般主体。
最后，量型不同，“非法侵犯信用卡信息罪”与“非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相比，信用卡信息直接关系到公民法人的财产安全和金融市场秩序，危害较大。
从以上可以看出《第五修正案》中的侵犯信用卡信息罪与《第七修正案》中的侵犯人民个人信息罪并不一样，但也有交叉，如果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提供了公民信用卡信息，则应当属于法条竞合犯，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适用第五修正案中的规定。尽管以上两规定有众多不同之处，但亦有交叉关系，应当统一。
“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从词译解释上看“提供”是指：“提出可供参考或利用的意见、资料、物资、条件等，”包括有偿提供和无偿提供，因此准确的表述应为“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中的.“窃取、收买、非法 提供”是非法获取和非法提供的具体表述，因此基于法律的严谨性，刑法规范可以将文字表述修改为“非法提供、获取信用卡信息罪”、“非法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公民信用卡信息作为一种敏感信息在前罪中予以特别适用，加重处罚。
（二）扩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主体范围
我国第七修正案将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主体定为国家机关等特殊犯罪主体，而不包括房地产公司、中介机构等私人部门，在实践中有大量的私人机构因为经营、提供服务等方面会收集大量个人信息，如一些购物网站，但这些机构却并不本法的调整范围之内。对这 一规定，有不少的争议。有学者认为应当犯罪主体扩大到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一般主体，也有学者认为犯罪主体不宜扩大。
考察其他国家的立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主体一般规定为一般主体。
英国1984年《数据保护法》并未将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罪的主体仅限于特殊主体，而是经过有权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任何经登记许可的机构。第5条规定：“有关获得登记许可的人， 不得将其掌握或使用的经登记许可的个人数据用于登记目的以外的其他任何目的； 不得向登记许可范围之外的其他人泄漏其掌握的此类个人数据”。。
《日本刑法典》第134条“泄漏秘密罪”，规定有权依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人，都负有保密义务，泄漏他人秘密信息的都属于犯罪，也一是般犯罪主体。
《德国刑法典》力图通过例举的方式将各种犯罪主体清楚明确的规定出来，总体而言是因职业、职责等有权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主体，也未仅将犯罪主体限定于公权力部门。第203条侵害他人秘密罪，也将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罪的主体定一般主体，该罪规定：“因下列各种身份而被告知或知悉他人的秘密， 尤其是私生活秘密或企业、商业秘密，未被授权而加以泄露的， 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接着法条花费大量篇幅列举了医护人员、职心理学家、法律职业者、税务会计从业者、社会工作人员等各行业有权获知公民个人信息的从业人员，并规定公职人员加重处罚。
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刑法典》第189条规定了违反保密罪，“未经同意，泄露因自己之身份、工作、受雇、职业或技艺而知悉之他人秘密者”，这一规定简单明了，道明了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罪的犯罪主体的范围。
实际生活中有很多私人部门或个人因职业、职责、身份等原因可以收集大量个人信息，现代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依赖网络，人们习惯于在网上购物、在网上交流等，在这些活动中通常会留下大量个人信息。购物网站，使用者必须提供姓名、身份证号码、地址、联系方式、甚至银行帐户等，这些信息一旦被披露或公开，势必给隐私权人造成无法补救的损失。但这些大量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主体却不在法律的调控范围之内，不能不说是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严重隐患。
综观其他国家的相关刑事立法，犯罪主体应当是通过合法途径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组织或个人，防止这些公民个人信息的掌控者滥用权力，非法侵害公民权益。
由于社会生活是灵活多样、不断发展的，因此不宜采用德国的例举模式，例举模式难免会有所疏漏。宜采用我国澳门地区的立法表述，犯罪主体为：“未经同意，泄露因自己之身份、工作、受雇、职业或技艺而知悉之他人秘密者”，该表述可以将各种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主体都纳入法律的监控范围，给公民个人信息全面的保护。在犯罪方式上也不宜采用很具体的出售、购买、盗窃等例举方式，这种方式仍然很难对实际的侵权方式穷尽，宜采用比较原则的表述，即“非法提供、获取信用卡信息罪”、“非法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犯罪手段当然包括有偿的、无偿的，也包括特定主体的提供和向社会不特定主体的散布。
篇4：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探索论文
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探索论文
摘要:近年来，公民个人信息被泄露、被非法利用的事件频繁发生，不但严重打扰日常生活，甚至引发其他更加严重的犯罪，社会危害极大，我国学界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研究较晚，刑事立法上对这类犯罪的规制尚未形成完备体系，还存在很多问题。
关键词:信息;刑法保护;法律意识
中图分类号:D924．3;D9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11－0246－01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的个人信息成为重要的资源，具有了极大的经济价值，随之出现了很多非法收集、窃取、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严重地损害公民利益，个人信息安全成为了热点问题，受到广泛的关注。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如何利用刑法来打击犯罪，保护公民的切身利益，是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刑法上关于公民个人信息概念的界定
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现阶段我国刑事立法还没有明确规定，通过对国内外著作的梳理，学术界对此有几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个人信息是指与公民有关的全部信息，诸如血型、就医记录、工作、电话号码等信息;第二种观点认为公民个人信息是指公民不愿为他人所知的，由自己决定是否公开，向谁公开的信息;第三种观点认为个人信息是指那些能够直接或经推测可识别出信息个体，且与社会生活无关的，不被他人了解的信息。笔者比较赞同第三种观点，这一定义比较恰当地限定了公民个人信息应涵盖的范围，道出了个人信息的实质特征:能够直接或推测出信息所有人，仅涉及个人，与社会生活无关。第一种观点对个人信息的边界没有适当限缩，这必然不合理的扩大刑法的打击范围;第二种观点则将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混为一谈，过度缩小了个人信息的范围，这又将部分犯罪排除在刑法之外，使公民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
二、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必要性
当今社会信息就是财富。在金钱的驱使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增加，极大破坏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性，强化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迫在眉睫。破坏公民信息安全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公民的正当利益，轻则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受到诸如推销电话、垃圾短信的骚扰，重则为犯罪分子实施侵犯人身财产的犯罪大开方便之门，是许多恶性犯罪的上游犯罪，社会危害性极大;对公民个人信息的非法利用，也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刑法的根本任务就是保护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法益，打击犯罪，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正与此相符合;对个人信息相关法律的完善，也促进了我国法律体系的发展，加快了法治化的进程。
三、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我国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法学界开始了相关问题的研究，《刑法修正案(七)》中设置了两个罪名，即“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来惩治破坏个人信息安全的行为，但却将犯罪主体限定在国家机关、金融、电信等特定领域的工作人员，而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掌握个人信息的行业并不限于此。虽然《刑法修正案(九)》将本罪犯罪主体扩大为包含单位在内的一般主体。但仍有不足:
(一)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没有明确的界定
刑法的语言要求十分严谨，但现阶段，我国刑法没有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明确概念界定，还停留在学理上的讨论和一些行政法规中的零散分布，缺乏统一的标准，有违法律的严肃性。因此，立法者应尽快依据立法意图明确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此外，对于那些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应由民事或行政法律制裁，所以，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确定，应该既以民法、行政法的相关定义为基础，又与之存在差异，保障各部门法的分工合作。
(二)立法罪名存在缺陷
我国刑法对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设置的罪名存在不足:首先，法条中“情节严重”的规定模糊，导致法律适用混乱;其次，对于犯罪的行为方式规定不全面，忽略了“收集”、“非法利用”等行为。最后，在罪过形式上仅规定了故意，但在实践中存在大量的因重大过失而产生的犯罪，且同样产生了严重的危害后果。因此，应当尽快完善立法。其一，量化构罪标准;其二，将“收集”、“非法利用”等行为包含到现有罪名的行为方式之中，或者增设如非法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新罪;最后，将罪过形态更改为“故意或重大过失”，扩大刑法的保护范围。
(三)没有形成系统的法律保障体系
现阶段关于公民信息安全的立法比较零散，各部门法之间没有形成完整的法律链条;此外，我国至今尚未颁布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专门性法律。对此，应完善民事赔偿、行政制裁措施，形成与刑事制裁相衔接的法律体系，同时，要吸收国外的立法经验，尽快出台专门性的法律，明确规定各方责任与义务和相应的协调合作机制。
四、结语
鉴于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形式并不乐观，立法、司法上的一系列举措已刻不容缓，加强立法建设，强化各行业职业道德教育和普法教育，使多种措施相辅相成，改善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现状。
［参考文献］
［1］赵秉志．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问题研究［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1)．
［2］高福洪．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刍议［J］．公安研究，(10)．
［3］刘文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研究［D］．吉林大学法学院，2013．
［4］席B．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完善［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3(1)．
篇5：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缺陷及完善论文
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缺陷及完善论文
我国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制经历了从非犯罪化到犯罪化，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从单行刑法到刑法典的发展过程。从中国食品安全的刑事立法沿革来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49年至1979年的非犯罪化时期、1980年至的犯罪化时期、至今的完善和扩张期。
一、我国刑法对于切实保护食品安全、打击食品安全犯罪方面仍存在的不足之处
从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现状来看，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节点，刑法的不断完善很好地契合了社会公众对于进一步保护食品安全的呼声，体现出很大的进步性。但纵观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立法现状，特别是与国外相关立法比较来看，我国刑法对于切实保护食品安全、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方面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
（一）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定位有所偏颇
食品安全犯罪所侵犯的客体包括不特定人的人身健康和生命安全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对此已无争议，但二者何为主要客体还没有定论。现行刑法将侵犯食品安全的两个基本犯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和生產、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归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可见，当时的立法者倾向于将该类犯罪的主要客体归结为国家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监管。然而，一些学者结合当前形势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食品安全犯罪本身具有公共危险的性质，并且在当今风险社会的条件下，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和有毒、有害食品一旦流入市场，其危害更加不容低估。为了凸显食品安全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的特点，有必要将其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罪。笔者对此表示赞同，在一个犯罪存在双重客体的情况下，其主次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应当看到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定位没有做到与现实相契合。
（二）刑法在调整范围上，存在与《食品安全法》等不衔接的问题
在两高最新的食品安全司法解释施行之前，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严重不衔接被广大专家学者所诟病，正是由于刑法在调整食品犯罪时存在严重的遗漏导致司法实践中大量的犯罪行为得不到有效制止，甚至屡禁不止。许多按照《食品安全法》已经达到适用刑法程度的行为，在刑法中却找不到相应的依据，导致出现漏罪，或定罪不合理的情形。但在新司法解释施行后这一问题得到很大的改观，新司法解释扩大了刑法的调整范围，但仍存在一些缺漏，如食品生产者如果发现其生产的食品不符合相应的食品安全标准，便应当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此外，还应当通知其他相关经营者和消费者，及时记录召回和通知情况，但刑法中却没有相应不作为犯罪的规定。
（三）刑法对主观上的过失犯罪未予规定
我国刑法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犯罪构成，都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持故意的态度，但这种只强调主观上必须故意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中表现出与现实环境不符的一面。刑法对于食品犯罪主观故意的现行规定是与社会公众呼吁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呼声相悖的，犯罪心理有两种，忽视了对犯罪人过失心理的考量，必然导致现实中会遗漏对一部分过失犯的处理，使其逃脱刑事责任。虽然单从主观罪过讲，过失的危害程度要轻于故意，但是从危害结果来说，过失犯罪却并不一定要小于故意犯罪。
（四）刑罚设置上，罚金刑的适用不具有明确性，适用死刑过于严苛，没有根据食品安全犯罪的特征引入资格刑
首先，《刑法修正案（八）》修改了原先对于罚金刑的规定，将原来罚金数额的上下限取消，同时罚金的适用一律采取并处的方式。而最新的司法解释也规定，犯《刑法》第143条和第144条规定之罪的，一般应当依法判处生产、销售金额二倍以上的罚金。但是也应该看到，无限额的罚金制极易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扩大，可能导致由于法官自身因素或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造成的不同地区类似案件乃至同一地区类似案件出现处罚差异较大，出现量刑畸轻畸重的情况。另外，《刑法》第143条规定，“后果特别严重”才适用没收财产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规定容易让法官优先选择罚金刑，从而忽略了没收财产刑。
其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最高刑为死刑，这与刑罚的轻缓化、严格控制死刑的潮流以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悖。根据现行刑法，既然食品安全犯罪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那么对其适用死刑便是值得商榷的。
第三，在刑罚种类上，缺乏与食品安全犯罪特点相适应的资格刑。因为该类犯罪的主体主要包括个体工商户、公司、企业等，单位犯罪的现象也在有所增加，引入资格刑便十分符合当前食品犯罪的现状，对于那些通过行政许可从事食品生产销售的犯罪主体来说，剥夺其进入食品行业的资质并进行相关备注就彻底消灭了其再犯的能力。
二、完善刑法对食品安全保护的建议
针对刑法在保护食品安全方面定位上的偏颇、立法以及刑罚上的缺漏和不完善，应从以下几方面来完善刑法对食品安全的保护：
（一）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罪
主要客体与次要客体在刑法分则体系中的位置设定，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对于具有多重客体的犯罪来说，主要客体和次要客体的位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刑事政策以及犯罪自身的不断变化，主要客体和次要客体同样存在转换的可能。对于食品安全而言，食品安全犯罪不断变化发展的结果是，主要客体和次要客体的位置在进行着改变。相对于破坏经济秩序，食品安全犯罪更对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权利造成威胁，这就与公共安全犯罪的客体不谋而合，这也是将食品安全犯罪置于刑法第一章最主要的原因。
（二）适当增加过失犯罪
在刑法中增加食品安全过失犯罪扩大了打击范围，加大了打击力度，起到了“重典”的作用，对于扭转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笔者并不赞同超新过失论的主张，纵然它有助于遏制犯罪，但违背了罪刑法定和责任原则，极易扩大刑法处罚的范围。在当前形势下，一方面应当在刑法中明文规定过失犯罪的罪名，另一方面应该明确行为主体的注意义务，只有在主体具有预见可能性的情况下而没有履行结果回避义务才能认定为过失犯罪。刑法应该结合《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对行为主体设定一定的注意义务，这样有助于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做出事先判断，提高了注意能力，也为侦查工作带来便利。
（三）完善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配置
第一，在罚金刑方面，为了避免法官在量刑时因为刑法规定过于原则而导致裁量权过大以及适用上可能出现的不合理状况，建议设立限额罚金制。《食品安全法》第84条和第85条规定：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对于刑法而言，处罚的比例应当高于《食品安全法》的比例，以体现刑法的严厉性。
第二，由于生产经营资格往往是食品安全犯罪的前提，所以有必要在刑法中增加相应的资格刑。虽然《食品安全法》规定对非法的生产厂家可以适用吊销许可证、停产停业等行政处罚手段，但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有着巨大的不同。二者在性质上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导致不能因为行政处罚中有资格刑就可以替代刑罚中资格刑的设立。至于资格刑的设置可以参考《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对自然人和单位分别作出不同的刑罚。
（四）重视附属刑法在食品安全保护中的作用
附属刑法具有及时性和针对性的特点，可以有效弥补法典中空白罪状引起的漏洞，克服成文法典在面对不断变化着的犯罪形势时所表现出的滞后性，同时让法典尽可能保持稳定和权威。我国要发挥附属刑法在保护食品安全方面专业性、及时性的功能，就应当在附属刑法中设置真正的罪行规范，在《食品安全法》中明确规定犯罪的罪状和法律后果，做到与刑法典相互协调与配合，在保持法典的稳定性的同时又能及时打击犯罪。
篇6：著作权保护刑法规制研究分析论文
著作权保护刑法规制研究分析论文
［摘要］著作权保护制度在我国法治建设的几十年中取得了重大进步，制度设计日趋完善，形成了民法、行政法、刑法调整的归责体系。但是，近年来社会发展中侵犯著作权犯罪出现许多新问题和新情况，加上我国的著作权刑法保护起步较晚，导致司法实践存在困难，有必要加强著作权保护的刑法规制，本研究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法律层面的措施，以期促进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著作权保护;刑法规制;刑事立法;邻接权;司法实践
一、我国现行刑法对于著作权保护的规定及其必要性
著作权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一项重要权利，对其保护有助于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保障公民合法的智力成果，保护著作权也是促进我国知识产权整体上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方面。狭义上，著作权是包含财产权和人身权在内作品作者专有的权利;广义上，著作权是在狭义著作权即财产权和人身权之外衍生的一系列权利［1］，我国现行著作权法规定了表演者权、录音录像制品权、广播电视制作者权利等，这些权利的法律称谓通常是著作邻接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随着我国著作权理论的发展，广义概念被学术界更多的接受，基于此，法理上的著作权保护应当是广义范围内的概念。目前，我国的著作权归责体系中包含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不同责任形式对侵犯著作权的要求不同，总体来说，民事和行政责任相对于刑事责任适用方便，流程简单，在司法实践中获得更多的行使;将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归入刑法规制因严苛的刑罚性质引起学术界的讨论，民事法律关系中的著作权是否被刑法适当保护也是需要学者深思的问题。1990年我国颁布的《著作权法》没有关于刑事制裁的规定，主要因为我国长期以来没有统一的著作权保护意识，为了有效的法律实施将这一命题暂时放缓。经过多年的著作权实践与公民法律意识培养，全国人大设立了“侵犯知识产权罪”，设置在《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和第二百一十八条，分别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2］，标志着著作权保护正式纳入刑法规制。刑法意义上的著作权保护体现出我国对侵犯著作权行为重拳出击的态度，也表现出我国保护著作权法律制度建设工作的完善。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各式各样的作品层出不穷，特别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更是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食粮。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是当代艺术作品的一大特点，相应的著作权侵权案件也逐渐增多，多样化的侵权方式使得打击著作权侵权行为存在一定困难。因此，从刑法的现实效果来说，建立著作权刑法保护模式是刑法保护社会关系广泛性的体现，也是刑法保护在严厉性方面的体现，针对社会侵犯著作权行为频繁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国家强制力的最强干预与刑法的震慑作用能够达到预防犯罪、减少侵权行为发生的目的。
二、我国著作权保护刑事归责的不足
虽然我国现有著作权保护体系已日臻完善，但是我国的著作权保护起步较晚，存在一些现实判例中不能很好解决的问题。著作权是一种动态的权利，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在经济文化和科技水平不断进步的现代社会，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和形式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和变化，造成法律的灰色地带。通过分析我国近年来发生的著作权侵权案件的特点，刑法保护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立法模式单一且不够具体
我国法律体系对于著作权的刑法保护模式规定了具体的犯罪行为种类和刑罚惩罚，刑法的提示性条款没有犯罪构成要件的具体规定，也无法体现出著作权法对于著作权立法的专业性要求。在立法模式中，虽然单一集中式立法具有稳定、方便适用与学习的优势，但是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瞬息万变，著作权保护也出现许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如果专门性法律不能承担时代使命、立法模式不能及时应对新情况，那么许多著作权侵犯行为可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二)规定的犯罪情形不全面
虽然我国《刑法》规定了五种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修改后的《著作权法》增加至八种，但是面对著作权保护的严峻形势仍是杯水车薪，最突出的是现有刑法对于互联网侵犯著作权犯罪的规定不够明确。互联网既是作品传播的主要途径也是著作权侵犯比较严重的领域［3］，互联网作品保护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及时明确应纳入刑法的行为。
(三)缺乏人身权利的保护
著作人身权是著作权中一项重要的权利，因强烈的人身依附性而存在，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等;作者转让作品的经济权利后人身权利依然存在，受让者不得擅自行使或更改。当前我国的刑法保护内容多是经济利益，忽视了人身权利对于著作权的重要性，这与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大力发展经济的时代背景有关;在新的著作权保护环境下，人身权利是经济权利的重要支撑，需要平衡二者在刑法保护中的地位，更多地重视著作人身权的保护，这一领域目前还是立法空白。
(四)狭义著作权和邻接权的保护界限模糊
著作权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我国刑法是广义上著作权的概括式立法，没有明确区分著作权和著作权有关权利，不能明确体现出著作权保护的社会关系种类。邻接权是作品传播过程中传播者表演形成劳动成果的一种权利，1961年通过的《罗马公约》确立了保护邻接权条款。近年来，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保护邻接权人的利益矛盾日益加深，可以说，侵犯著作权的客体已经从传统上狭义著作权向邻接权转变，这一点应当引起立法者的重视。
(五)违法所得规定的设置不合理
依据我国刑法的规定，侵犯著作权罪成立的数额要求“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①，销售侵权复制品罪是“违法所得数额巨大”②。其一，大量侵权案例中的侵权者虽然有少量的利润收入，但是对于著作权的侵犯十分巨大，造成的影响也无法弥补，在侵权人大量复制并低价销售的情况下更是如此［4］。其二，比较同一章中对于商标法的成立标准是销售金额较大，而非违法所得，能够更好地把握成罪标准，也有利于司法实践认定侵权行为。
三、刑事立法完善著作权保护的建议
为了适应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保障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现阶段著作权的保护力度应在立法层面予以重视，特别是针对新形势下出现的问题及时立法。为了完善我国著作权刑法保护的有关规定，本研究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协调部门法关系，调整立法模式
根据外国先进的立法经验，著作权的刑法保护主要体现在刑法典和著作权法之间的协调作用。德国和日本的刑法典中并没有具体的保护规定，只是概括为原则性或一般性的条文;著作权法是具体规定的细化，最终依据刑法规制惩罚侵犯著作权的违法犯罪行为。此种立法模式对于我国制定著作权刑法保护有借鉴意义，既可以保证刑法依据其他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稳定性，不必频繁修改，也可以促进著作权法的完善，保持法律的活力，顺应社会关系变化及时调整。
(二)及时立法，确保法律涵盖的犯罪情形
我国的法律规定不能涵盖目前存在的全部著作权侵犯案件，规定的情形较少也不利于我国加强著作权保护力度，适当拓展著作权犯罪新情况是完善著作权保护的直接方式。立法方式可以采取制定刑法修正案、颁布司法解释、修改著作权法等，用以弥补司法实践的法律空白，如打击互联网盗版电影/电视剧等影视作品、非法出租侵权复制品、未经许可将复制品用于非法途径等都是亟需立法规制的侵权领域。
(三)重视“与著作权有关权利”的.保护
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又称邻接权，邻接权保护是著作权保护的重要一环，但是，现有体系中没有完全体现出地位，我国现行刑法中涉及邻接权保护的规定只有侵犯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利的保护，不能满足邻接权包含的众多内容，其他邻接权利保护的重要性与录音录像权利等同。因此，立法中应当刑法规制侵犯表演者权、广播电视权、出版者权的行为，平等地保护邻接权人的利益，维护我国著作权市场的稳定与繁荣。
(四)设立著作人身权保护的规定
著作人身权存在人格权、身份权等依附权利性质，对其保护常见于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目前，我国对著作人身权的归责由民法或行政法规调整，现阶段的侵犯著作权案件中体现出不重视人格权和责任追究不到位等问题，造成原有的归责体系不能很好地保护著作人身权。根据功利主义刑法立法原则提出的“威慑力不足”原理，即对于某一不当行为，应当用刑法外的其他法律进行规制，当非刑法责任对现有的情况处理失灵时，才能考虑适用刑法加以规制，用刑罚弥补威慑力的不足［5］。应当肯定民、行责任规制的作用，其中刑法保护的内容应依照审慎原则设置规定，与其他调整方式并行不悖。
(五)建立“非法经营所得”的犯罪构成标准
违法所得与非法经营所得是不同角度成罪定性的设定标准，前者以行为人在侵权过程中对市场秩序的破坏程度评判是否构成犯罪，后者以行为人对受侵害人造成的损失判断是否成罪。对比而言，后者能够更加直观地表现出该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量化该行为对受害人的损失以便定罪量刑。因为法律实践中违法所得金额较小却给受害人造成较大损失的案例比比皆是，所以及时调整成罪标准非常必要。
四、结语
著作权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律的灵魂在于实施，新形势下著作权保护刑事立法工作应当以司法实践为主要依据，针对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时完善，以保证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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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英］吉米边沁．立法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67．
篇7：公民网络隐私权的刑法保护论文
公民网络隐私权的刑法保护论文
一、网络隐私权的定义和性质
网络隐私权属于隐私权的范畴，它是在信息网络时代在隐私权方面出现的一种新形式，属于隐私权在网络空间中的延伸。网络隐私权与其他公民的隐私权一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公民依法享有对网络空间中个人信息、活动轨迹进行自由支配，非经本人允许，其他人员不得用非法手段进行搜集、利用以及用作其他非法用途。侵犯公民网络隐私权的行为，包括收集、散布他人隐私、入侵私人电脑、入侵私人邮箱等行为。这其中严重的个人隐私侵权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已经超出了民法的制裁范畴，需要刑法予以规制。
二、网络隐私权的刑法保护现状由
于网络隐私侵权行为在近年才呈现出爆发的趋势，受到法律制定滞后性以及隐私权侵害带来后果的预估不足，目前国内刑法中对于网络隐私权利保护的相关条文尚不多见。在《刑法修正案(七)》出台以前，我国刑法中涉及到公民隐私权和网络隐私权保护以及违法行为惩戒的条款很少，尤其是网络隐私权的保护，仅仅在刑法第286条关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对网络隐私权稍有涉及，但对行为人通过“偷窥、拦截”的方式侵犯个人信息的情形不能适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后，对刑法第253条及第285条进行了修改。这其中，253条对于公民在计算机网络中的个人信息起到了保障作用。第285条间接保护了公民计算机中的隐私信息。可以看出，刑法修正案本次做到了对于公民网络隐私权的间接保护。
三、对于网络隐私权刑法保护完善的建议
目前来说，目前我国刑法对于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尚处于一种从属状态，缺乏针对性，在地位上，又低于国家利益与群体利益，隐私权的保护也是基于网络安全方面而提出。在法理上，隐私权由于隶属于隐私权的细化类别，应该在宪法第四章“侵害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罪”中进行体现。但是当前我国刑法却将该条目放在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这就与网络隐私权本身所具有的自然属性相违背，也不符合国家刑法犯罪理论的`搭建，造成了目前网络隐私权在刑法适应上的不合理。从以下几方面中，我们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完善提出相关建议:第一，建议刑法中要明确把隐私权以及网络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犯罪行为，将其纳入到刑法保护的客体中来，并单独在刑法中进行保护和规制。第二，要重新构建网络隐私权的刑法体系。因为网络隐私权是公民人身权益的一部分，应该作为一项独立的犯罪客体，适当的增加网络隐私犯罪的相关条款，将传统和网络信息时代较为成熟的网络隐私刑法保护条款集中在一起，紧紧围绕网络隐私权益这个核心目标界定出结构完整、界限清晰的网络隐私权刑法保护体系。这样不仅能有效融合传统与网络隐私权保护规范的冲突，避免出现片面性保护，还能堵塞因传统与网络隐私犯罪罪状包容力度不足的法网漏洞，消除网络隐私权犯罪客体归属失当的问题。第三、适当的扩大刑法中网络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包括:使用相关技术手段侵害公民隐私，在未经当事人允许或者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公民的私人网络活动进行记录和泄露;对因盗取、修改、破坏当事人个人数据信息造成经济损失;针对大量个人网络信息数据由国家机关和电信、金融等单位大量泄露的行为;编制、贩卖、散布非法监控及监听软件侵害他人隐私……第四、增加资格刑在网络隐私侵权犯罪中的使用。从我国刑法的量刑工具上来看，对于资格刑的运用虽然存在但是运用较少。针对网络侵权犯罪的特性，我们可以看到资格刑的设定不失为一种强而有力的刑罚措施，尤其体现在黑*侵犯公民网络隐私权的犯罪类型中。取消相关犯罪人员的网络准入资格，能够从源头上杜绝犯罪人员进入网络犯罪。在具体的刑罚设定过程中，我们需要通过准确的判定罪犯行为对社会以及个人的危害程度，将网络禁入的刑罚同其他资格刑一样，以“单处或者并处”的方式进行规定。
四、结语
随着网络的发展，针对网络隐私权的犯罪行为在可预知的未来将会不断增多，犯罪手法也将呈现多样化的趋势。而法律保护以及惩戒措施的滞后性，也给网络隐私侵权犯罪创造了“合适”的土壤。我们应该对公民隐私权保护以及隐私权犯罪引起高度的重视，关注国家针对网络隐私权的刑法条文的制定与实施。共同为网络环境净化以及公民权利的维护而不懈奋斗。
篇8：非公有制经济的刑法保护探析论文
非公有制经济的刑法保护探析论文
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也提出了“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在继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对宪法进行第三次修改，从根本上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宪法地位后，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3月1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又将第11条第二款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实践证明，国家立足于现阶段市场经济繁荣发展多样化的现实及其内在需要，在根本大法中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地位给予充分肯定并最终确立，已使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亮点，成为扩大就业、增加税收、吸纳外资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生力军。然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仍摆脱不了其固有的和不断涌现的障碍困扰，它迫切渴望得到法律的保护。而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保护之中，刑法保护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方面。
一、非公有制经济的刑法保护
刑法的保护功能，是指刑法具有保护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不受犯罪侵犯的功能。犯罪是侵犯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行为，刑法对犯罪行为进行惩罚，就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保护。如，处罚盗窃罪的刑法规范，就是为了保护他人的财产权；处罚非法拘禁罪的刑法规范，就是保护他人的人身自由不受非法侵犯，等等。那么，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中的一份子，刑法就不可避免要对其给予严格的保护。
纵观我国刑事立法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早于现行宪法三年出台的1979年《刑法》并没有考虑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作出规定，哪怕是原则上的规定。在继1982年现行宪法颁布实施，并于1988年宪法修正案、1993年宪法修正案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予以充分的法律地位肯定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5年2月通过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以决定的形式第一次对非公有制经济给予明确的刑法保护。该决定第9条规定：非公有制企业工作人员因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而损害本单位利益，构成犯罪，最重可判处有期徒刑；第10条、第11规定：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挪用非公有制企业财物、资金，构成侵占罪，最重也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
随后，随着“以法治国”，“规范公权，保护私权”的舆论、呼声和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修订的《刑法》首先在总则中，把“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是刑法的重要任务之一。在分则中，吸收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相关的内容，在《刑法》分则第五章第271条第1款、第272条第1款分别规定了侵占公司企业单位财物的职务侵占罪和刑罚、挪用公司企业单位资金的挪用资金罪和刑罚；在第三章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中，第163条第1款、第2款又对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索取、收受财物、回扣、手续费等犯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刑罚作了明确地规定。这三种犯罪侵犯的具体对象是非公有制公司企业单位的财产或者利益，通过打击惩罚这类犯罪，体现出《刑法》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专门保护，这有利于改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经营环境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针对于19《刑法》也没有明确规定单位犯罪是否包括以非公有制经济性质的公司、企业等为主体的单位实施的犯罪，审判实践中仍有将以非公有制经济性质为主体的犯罪作为自然人犯罪看待这一情况的存在，196月25日，最高院通过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14号司法解释），第一条明确规定：“刑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定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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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个人信息权刑法保护与完善论文
个人信息权刑法保护与完善论文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日益突显，对此相关的刑法顺应民众的需求和愿望而产生。对严重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行为明确认定为犯罪行为，但在此修正案中仍存在着许多不足，需要加以完善，本文对此进行了以下的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刑法保护;立法;完善
随着网络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网络信息传播速度也越来越快，这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捷。但同时也存在着公民因个人信息被人盗取而给自身带来麻烦或造成巨大的精神伤害，并对法律、道德以及信仰等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对此国家也启动了相关的立法程序，目前新通过的修正案也明确对个人信息窃取、泄露、收买等行为进行了刑事责任的认定，对个人信息权予以了刑法的保护，但其仍存在着不少需要改善的问题。
一、保护修正案的分析
(一)主体规定的不足
在修正案中，对犯罪的主体根据工作便利，更易取得公民个人信息，而其实现犯罪行为的可能性更大的原则来予以了规定，同时也受到更严格的法律方面的约束，但并不能将其它人员排除在主体之外，实施了法条中规定的犯罪行为时，却可以不追究其刑事责任［1］。比如在实际生活中，也存在着物业公司、车行、网站等私营单位倒卖个人信息的现象，通过合法的方式收集公民个人信息，又将信息非法提供或出售给其他人，这样的行为也同样带来了不亚于公共服务机构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危害。所以对犯罪主体的认定做出更深入的解释也是对个人信息权予以更全面的保护。
(二)行为规定的不足
在修正案中对于犯罪行为的认定增加了违反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行政措施、命令和决定等的难度，使原本只要将获得的信息非法提供或出售的行为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的犯罪行为加以了限定，也就造成了在实施过程中的阻碍。由于国家对个人信息相关的规定、规范以及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和完善，就导致了相关行为人的行为缺乏前提条件而不能构成犯罪，使得有些严重损害公民个人信息权的行为无法做出犯罪的认定。
(三)定刑的配置
在量刑的设定上，需要遵循罪责刑相适用原则，在修正案的量刑设定上却看到，在行为方式上存在着差异，但却有着相同的法定刑。在对于犯罪的主体和一般人员的量刑上，应对重点打击对象通过刑责来突出其区别。国家机关和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犯罪造成的`严重危害也远超过一般的人员，通过法定型的规定可以有效地突出其犯罪的严重性，也能起到对其是否合法履行其职务进行监督的作用。
二、保护修正案的完善
(一)条文与法规之间的协调
在进行刑事条文对违法行为进行定罪之前，也应当是违反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也就是认定为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行为，再通过刑事条文的认定，将其中更具有严重性的违法行为认定为犯罪，交予刑事制裁［2］。所以关于对个人信息权的侵犯行为可以被认定为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两种方式，而刑事违法的前提为行政违法。修正案推出之后，就对刑事违法的前提―――行政违法的明确和完善起到的逼迫的作用，如果没有明确的前提条件，刑法相关的规定也很难有效的执行和落实。所以需要加快个人信息相关的法律制定的进程，同时注意与已推出的修正案相配合与衔接。
(二)本罪内容加以明确
在修正案中对构成犯罪的前提条件设定为情节严重，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判断其行为情节严重的程度，同样是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但是在具体环境和情况下，对不同的人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和后果，其情节严重的前提条件就有可能存在争议。对于情节严重的判断，可以从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后果的严重性、影响的恶劣性等多个方面进行考虑，对于情节严重也应当从造成的泄露、窃取个人信息数量和次数、损失程度以及造成不良影响等各种情况做出考量，对情节严重根据法治统一的基本原则予以更明确的认定。
(三)本罪的定罪
公民个人信息权同样是受公法保护的私人权利，可以借鉴其他的私人权利保护的规定，对其犯罪设定予以处理的犯罪，对司法资源予以了一定程度上的节约。不过此类案件所涉及的范围应该予以界定，对没有给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影响和破坏的行为从轻处罚。
(四)举证责任分配原则
我们处于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时代，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的行为也有其特性，其中表现为侵权行为的专业性、多样性、隐蔽性等。很大一部分行为没有可以量化的证据，需要通过运用相关的技术手段来予以证明，如侦查和收集证据，这就必须提高相应的技术手段和水平，也对取证提出了更新和更高的要求，可以考虑将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引入进来，将举证责任向被告人转移，但其在实施过程中是否可行，还需要进行进一步分析和研究。
三、结束语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个人信息权被侵犯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如何构建有效的保护机制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和研究的课题。从刑法修正案的推出来看，从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三个层面进行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完善，可以更好地有效地构建保护体系，此修正案的推出也对个人信息权刑法保护的进程予以进一步的促进和推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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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于志刚．“公民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与刑法保护思路［J］．浙江社会科学，(10):4－14．
篇10：小议网络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理念论文
一、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含义
网络知识产权是传统知识产权基于网络载体而存在的形式。因此，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并不是一类独立罪名，而是以计算机信息网络为手段实施的网络犯罪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一种交叉犯罪形态。
②学界对于网络知识产权犯罪有不同表述。有的学者认为网络知识产权犯罪是指以互联网为工具而实施的严重危害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包括以承载知识产权的网络为攻击目标的犯罪活动，通俗的提法是互联网环境下的知识产权犯罪。有的学者认为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是指通过互联网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情节严重，依照刑法规定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结合刑法对犯罪概念以及知识产权罪的表述，笔者认为网络知识产权犯罪是指利用互联网为手段，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依据刑法规定，适用刑罚处罚的行为。
其行为一般包含两种情形：
(1)以互联网为工具实施的侵害他人知识产权犯罪。主要是指利用网络的.通信、资源共享、远程传输等功能实现的侵害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通常假冒型、流通型、复制传播型知识产权犯罪在网络环境下均是利网络环境作为场所，通过正常的网络技术应用而实现的。(2)侵害承载知识产权网络信息的犯罪。主要是指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手段侵害他人信息安全的知识产权犯罪。例如网络中使用P2P软件上传、下载侵权作品，这种非法获取型犯罪行为便是通过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破坏或者非破坏地进入他人计算机网络，非法获取他人信息。
二、网络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机理
信息网络技术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其提供的互联网平台为我们搭建了新的社会关系，成为当今社会生活秩序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网络技术的这种重要性就决定了充分发挥刑法的行为规制功能、社会保障功能来对其保护的必要性。
(一)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危害是刑法介入的客观基础
刑法的保障功能就体现在通过制裁侵犯某种社会关系的犯罪行为而使该社会关系不再受到侵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模式，促进了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调整，改变了世界整体经济结构，网络经济时代已然来临。同时，网络技术渗透到社会各行各业，跨越时间和空间，突破国界与地域造就了一个与现实世界相连又相对独立的虚拟世界。承载着知识产权的网络技术，以及其构建的互联网信息传递平台，使得网络与知识产权密不可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性也使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构成了对现实社会经济秩序的危害。国家为了推进科技进步和发展建立的知识产权制度，是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的重要保障。如果对该制度的破坏达到一定程度，即符合我国《刑法》第13条关于犯罪的的定义，应当以刑罚手段进行制裁。
(二)刑法的强制性和严厉性是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手段
国家制裁违法犯罪行为的方式一般包括行政制裁、民事制裁和刑事制裁等。这些法律制裁方式中，刑法制裁方式是最严厉也是对犯罪分子最具威慑力的一种制裁手段。刑法可以直接运用刑罚来惩罚犯罪，能够对网络知识产权提供有力保护。而且，刑法是其他法律部门的救济和保证，是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公民利益的最后救济和保障手段，其威慑力和保护性远比其他法律手段更加有效。
(三)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决定了必须配置刑法手段
用法律手段来保护知识产权应该是全方位的。民事、行政等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固然十分重要，但刑事制裁方式也是用法律手段调控知识产权领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首先，刑法天生就具有强烈的社会保护的功能，即保护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权利免遭犯罪侵害的作用;其次，刑法的性质也决定了其是社会关系的最终调节手段和最终保护手段。
当一种行为具有违法性且运用其他法律手段不足以控制其违法性时，就要求诸刑法的调整。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与知识产权的民事保护、行政保护一起，组成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网。因此，完整的法律调控体系中不能没有刑事制裁手段。综观世界各国家和地区有关制裁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法律体系，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均分层次综合运用行政制裁、民事制裁和刑事制裁的方式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进行制裁。所以，针对一般的危害网络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有民事制裁和行政制裁构成“前沿阵地”;对严重危害网络知识产权的行为，必须要有刑法这个“坚固后盾”，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保护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