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建构公共领域的可能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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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建构公共领域的可能性论文
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建构公共领域的可能性论文
摘 要：当下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公共领域的研究出现两种对立观点，学理研究和论证综艺节目公共领域建设的可能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文章从政府规制、受众与电视媒体的关系、受众的日常生活世界、公共领域的理论特征等方面论证了这种可能性，有利于推动当下电视综艺节目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电视综艺节目；公共领域；公共利益；日常生活
一、引 言
当下中国电视公共领域的研究逐步转向对综艺类、娱乐类节目的关注，出现两种对立的观点。一些人肯定电视综艺节目公共领域的存在，他们认为电视综艺节目体现了公众平等参与和自由表达等特征，贴合了哈贝马斯所描述的空间。另一些人则将娱乐与公共领域、公共知识分子与平民阶层对立起来，质疑电视综艺节目建构公共领域的能力[1，2]。包括电视综艺节目在内的娱乐节目是否具备建设公共领域的可能性存在很大争议，然而学界对“可能性”本身缺少详细研究和学理论证。我们认为，研究当下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建设公共领域的可能性必须基于这样的事实，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为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提供何种空间?电视媒介本身发生了何种转型?与电视媒介密切相关的受众发生了何种结构性变化?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媒介、受众三个方面决定了电视媒介建设公共领域的可能性。
二、服务公共利益是当下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发展的方向
当下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出现一些新现象和新问题，例如，创新与模仿、高雅与媚俗、本土化与国际化、理性与非理性、政府规制与商业利益、娱乐与公共利益等二元对立现象，当下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陷入了困境。9月16日，湖南卫视新闻发言人李浩透露，国家广电总局因《快乐女声》节目处罚湖南卫视停办一切群众选秀类节目[3]。广电总局出台了诸如“省级卫视限娱令”等政府规制说明了电视综艺节目发展的进入了关键时刻，同时也显示了政府、社会、受众对电视综艺节目发展的期求，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即是综艺节目如何体现公共利益，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精神需求的问题。
以《超级女声》为例，广电总局发布了两个文件：《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参与、主办或播出全国性或跨省(区、市)赛事等活动管理的通知》和《广电总局关于同意湖南电视台举办<；超级女声>；活动的批复》，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广电总局对公共利益的强调：《通知》要求“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三贴近原则，各类赛事活动要积极向上、健康高雅，愉悦身心，陶冶情操，体现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播出的节目要力戒庸俗、低俗的现象，不能迎合少数观众的猎奇心理、审丑心态”。《批复》要求“遵守宣传纪律，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使活动健康有益地顺利开展，防止负面效应”，“赛事活动的评选过程、评选标准、赛事规则都要体现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防止出现商业欺诈、商业贿赂”。政府对于电视娱乐节目的规制体现了政治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杂糅，但规制有利于避免商业利益对公共利益的侵蚀和干扰，保证娱乐节目最大限度内体现公共利益。可以说，当下政府规制为电视综艺节目公共领域建设提供了契机，同时公共领域建设有利于避免“三俗”，使当下中国电视综艺节目走出发展的困境。
三、“草根”阶层的崛起改变了“人”与传媒的关系
不可否认，精英阶层是电视公共领域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草根”阶层及其平民大众的崛起，则自下而上的影响了电视媒介的公共领域建设。对于电视而言，一方面它发展了很多面向草根阶层的节目类型，例如各类真人秀节目；另一方面，平民崇拜也促使电视媒介的大众化、草根化、娱乐化[4]，如果说这是电视俯就大众，不如说这是大众力量与传媒力量的汇合乃至一定程度的合谋。草根的民间文化、民间智慧、民间资源为电视发展提供了文化资源，电视也为民间文化提供了展现的平台，为草根阶层的自我表达提供了空间。可以说，草根文化突破了传统，形成了一种新的人与媒介的关系形式。这里的问题是，当下“人”与媒介的新型关系中，受众是以何种形式参与电视节目讨论?受众之间又形成了何种关系，是个体、集体还是社群团体的形式?
张锦华在探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时提出多文化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他看来，公共领域的“自由、公开、与理性”，并未真正付诸实践，自由主义虽然强调尊重不同的多元团体，但是缺乏权力冲突的观点，忽略社会弱势团体与主流优势团体的差异与权力的结构压迫，使得所谓的“自由、理性、平等”的原则难以实践。张锦华引入多文化主义，强调重视社群或族群权力的差异，也就是说，媒体实现多元对话的原则在于“容纳”不同意见者，更开放的呈现反对或挑战权威的意见，免除排他性的霸权心态，尊重并凸显不同社群的立场[5]。
张锦华认识到个人作为主体通过社群参与公共领域，尤其是弱势群体通过社群获得自我身份的认同，进而推动媒体关注他们的利益诉求和呼声，这既避免了推崇自由主义的极端做法，也弥补了个人与公共领域之间的裂痕。
社群主义主要强调共同的身份归属感，既承认个体的主体性尊严，又强调人的社会性存在，其关键之处在于人与社会的关系。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下，是否存在政治学意义上的社群主义不是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但可以从社群的构成上将其分为三种“构成性社群”：其一，地区性社群，即以地理位置为基础的社群；其二，记忆性社群，即共有一个具深刻道德意义的历史的不相识的人的社群；其三，心理性社群，即为信任、合作与利他主义意识所支配的、面对面的有人际交往的社群[6]。
例如，《星光大道》设置了一个“家乡美”的环节，通过才艺展示，选手既是作为一个个体进行表演，同时又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符号代表着“家乡”；对于受众而言，地理位置造成的文化差异可以生成各种社会话题，激发讨论的兴趣。在综艺节目中，个体参与的背后常常获得了家庭成员、亲朋好友、家乡父老、粉丝社团的支持，形成了记忆性社群和心理性社群。
记忆性社群和心理性社群的形成与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关。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宗族、血缘、朋友等初级关系对于形成人际关系的重要作用，因此，宗族、血缘、朋友等初级关系成为草根阶层参与电视公共领域建设的一个重要形式，也是调动草根阶层积极参与公共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力量源泉[7]。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的碰撞之下以新的形式建构电视综艺节目的中国特色，更重要的，通过这些初级形式，“人”与媒体的主体间性关系得以形成。这不仅打通了作为受众的个体性与公共领域的群体性之间的关系，而且为弱势群体参与公共领域提供了可能性途径。
四、生活世界是综艺节目建设公共领域的现实基础
哈贝马斯提出了“生活世界”的范畴。他说：“生活世界不是什么个体成员组成的组织，也不是个体成员组成的集体，相反，生活世界是日常交往实践的核心，它是由扎根在日常交往实践中的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以及社会化相互作用的产物”[8]。
哈贝马斯突出了日常生活世界的交往行为在建设公共领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当下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展现的是平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世界，整合了社会、文化以及个性结构，在这一整合过程中，言语者与他者在社会、文化、个性结构三个方面形成某种观点、态度、认识，进而激起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各种议题。
下面将从两个方面考察电视综艺节目的受众参与、交往行为与话题生成的关系，分析生活世界与电视综艺节目建设公共领域之间的联系。
(一)电视的日常生活化为平民受众参与、激发公共话题提供了可能
“日常生活世界的语境包括家庭、技术和邻里关系的日常经验，以及公共和个人神话和仪式的日常经验，这些经验界定了我们文化经验的基本模式”[9]。同时，日常生活经验也在不断改写电视文本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当下电视受众地位的变化说明了这一点。受众地位的提升，不仅吸引观众积极参与，而且最大程度上导致节目在编播过程中广泛吸纳和融入观众的日常生活经验。
事实上，很多电视综艺节目倘若没有观众的积极参与及其日常生活经验的重新书写，作为一种文本很难独立完成。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电视是一种冷媒介，信息的清晰度低，这决定了电视需要观众的高度参与，对于电视综艺节目而言，更是如此。
观众在参与电视节目的过程中，将自身的日常生活经验融入电视的诸多环节，电视综艺节目的文本才最终形成。例如，《中国达人秀》在评委设置方面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两男一女的评委搭配中，女性评委负责挖掘选手背后的故事。故事讲述也是电视交谈的方式[10]，选手以这一方式讲述日常生活经验，形成节目议题。电视“不适合烫手的问题和清晰高度的、有争议的主题”[11]，电视综艺节目亦是如此。不过，对于电视综艺节目而言，其交谈、表演等行为与日常生活经验相融合，经过积淀、变形，进而反作用于受众，结果受众也会对日常生活经验发表看法，最终形成公共话语，乃至媒介“事件”。
可以说，电视综艺节目以娱乐为主要内容，但娱乐与公共领域并不矛盾，甚至有助于公共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正如赫尔曼所言，“娱乐节目也能提出严肃的大众问题，也能鼓励人们去思考，去争论。而公共领域的节目也仅仅可能是宣传，或乏味得令人生厌或刻意避免得罪人而难以达到为大众服务的目的”[12]。
(二)日常生活世界的理性问题，这是电视综艺节目建设公共领域的核心和关键
哈贝马斯在其公共领域理论中强调交往理性，这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公共领域理论，其生活世界理论也是基于精英主义建构的'。
然而，1990年他在其著作的序言中作了部分修正，他说：“将文化和政治方面业已动员起来的下层阶级排挤在外，这本身即已表明，公共领域一开始就是多元的。在居统治地位的公共领域之外，还有一种平民公共领域，和它唇齿相依”[13]。
电视综艺节目是以平民大众的参与为基础，其能否建构“平民公共领域”，关键在于它能否形成理性精神，换言之，电视综艺节目所展现的日常生活世界，其中的理性是严肃理性抑或娱乐的非严肃理性?倘若是后者，“平民公共领域”中的理性交流是否能够以新的方式存在?一般而言，在严肃理性那里，日常生活世界是作为一个无法被“精神”和“理性”所统摄的混乱和低俗之所在，日常化生活被排斥于“理性”之外，这实为一种误解。
我们认为，对于电视综艺节目这一特殊娱乐形态，需要打破传统的狭隘思维，直面事实，重新反思日常生活及其娱乐中的理性问题。论文提出，理性的呈现方式是多元和多层次的，有精英话语的理性与平民大众的理性，有严肃形式的理性和非严肃形式的理性，它们之间不是一种先验的简约关系，而是相互交错、重叠于一体的。理性的多元性与多层次性为日常生活世界形成理性提供了可能性。
电视的日常生活化为受众参与电视综艺节目提供了动力源泉，也为节目话题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其中，娱乐理性同样可以为受众提供有关日常生活经验的认同、共享、反思的可能，即是说，电视综艺节目具有生成公共话题的能力。
五、“公共领域”理论有多维度和包容性
(一)“公共领域”理论具有多维度
首先我们要达成这一共识，即公共领域是多种维度的。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区分了古代公共领域、代表型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晚期资本主义公共领域、平民公共领域与精英公共领域，甚至包括当代学者讨论的男性公共领域与女性公共领域，等等。公共领域是否具有普适性有待进一步探究，但也不能因此而否认公共领域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以不同形式加以形构的可能性。
，哈贝马斯回溯公共领域概念时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尽管与其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城市中的前身具有某种相似之处……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这些早期的公共领域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并且在话题方面也越来越无所不包：聚焦点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14]。从公共领域的发展历史来看，公共领域并非仅有政治话题，其中还包含了娱乐、艺术、文学等社会话题。韦斯特拉滕也这样认为，“是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概念化并将其指向政治维度”[15]。这就意味着公共领域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其结构形态、主要内容、表现形式也有不同的变化，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公共领域作为一种理论的普适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
(二)“公共领域”理论具有包容性
当然，我们在探究当下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的过程中，尤其重视其中的复杂性，要把握公共领域的存在与应然的二元关系。史蒂文森说：“我们必须把呼吁规范(完美的)公共领域与相信规范已经事实存在明确区分开来，或者毋宁说，与相信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公共领域的有效作用区分开来”[16]。
同样，我们探讨电视综艺节目的公共领域建设问题，并非说公共领域作为一种规范性存在，且已经发挥了它的有效性，而是从理想状态看待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及其社会功能的发挥问题，公共领域仅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而已。
在政治体制之内，中国建成具有完备功能的规范的公共领域还有待其他机制的配合，建设的道路上还存在很多困难，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公共领域建设问题的探讨，并不能否认公共领域对于发展中国电视事业的理论价值。
六、小 结
综上所述，就政府规制而言，公共利益是当下电视综艺节目发展的客观要求；就受众而言，草根阶层的崛起重塑了受众与媒介的关系，同时，平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为电视综艺节目提供了话题生成、交流的现实基础；就公共领域理论本身而言，具有多种维度，其理论张力为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理论规范。以上内容显示了当下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具有建设公共领域的可能性，当然，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公共领域建设最终取决于政治体制和传媒体制改革所提供的空间和自由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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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媒介融合对我国公共领域建构产生的影响论文
21世纪,“媒介融合”随着新媒体技术的繁荣发展而在世界各地流行开来,成了多个国家所共有的现象。媒介融合实践虽然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媒介融合”这一概念也先由西方学者提出,但与传统媒介发展不同,在新的媒介融合领域内,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并不大,并且呈蔚然发展之势。
1、公共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建构
“公共领域”是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其领域指的是在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公民可以就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并达成一个有益于大家的共识,而此共识可以监督国家权力并影响国际的公共政策。
脱胎于技术革新的媒介融合,随着母体爆炸式发展而不断裂变和整合,日新月异的技术为媒介融合铺平了前行的道路。相对于传统媒介之间的单向传播、缺乏互动等特点,新媒体的开放性、多元化、交互性、人性化使得各种观点与意见得以相互碰撞、整合,从而形成一定意义上的“观点的自由市场”。同时,这也意味着受众开始拥有自身的话语权,作为能动的个体,他们不再被动地接受媒体单向传送的信息,而是能够及时地、自下而上地参与甚至制造信息传播,显然,这不仅为现代社会民主话语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也为我国公共领域的建构带来希望,在提高受众话语权,完善文化产业形态等诸多方面发挥作用,最终促进社会制度和结构变革,加快我国民主化进程。
篇3：媒介融合对我国公共领域建构产生的影响论文
2.1提高受众话语权
其一,提高媒介融合时代受众参与度。新的媒介使受众参与性的增强成为不争的事实。网络、手机媒体不断开发利用快捷直达的点面传播渠道:博客、微搏、QQ、MSN,具有强度受众粘合力的社区社交传播渠道:交友网站、朋友网站、社区网站,以及综合性的站。技术革新带来便捷的终端服务、较低的门槛准入和低廉的服务费用。使越来愈多的受众利用网络、手机等媒体,及时、便捷地参与到各种信息传播活动当中来,参与性得到极大增强。
其二,在提高受众参与度的同时,提升着受众的话语权。从受众的角度来看,媒介融合通过一个平等、开放、互动的传播平台提升了广大受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其更深层的含义则在于,它还改变了受众长期以来话语权缺失的状态。当今的受众早已从法兰克福学派描述的“易受操纵的乌合之众”,发展成为文化研究学派提出的“能动的受众”。并且,约翰・费斯克指出:“文化不等同于文化产品,文化是活生生的意义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接受消费者及其接受消费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意义的生产”媒介融合增强了受众在消费过程中的能动性,并进一步拓展了受众参与信息传播的范围和途径。与此同时,显然这也为受众建构自身话语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
在此基础上,尽管意识形态的.限制依然存在,但对于受众而言,媒介融合带来的变革还是赋予了他们新的手段及路径来协商和反抗这些权力。媒介融合提供的新型传播形式对传统媒介时代的信息闭塞和少数社会精英掌握话语霸权产生着巨大冲击。
2.2优化文化产业形态
从传媒产业的角度看,媒介融合不单纯是由技术带来的不同媒介形态之间的互动与整合,它还上升到了产业层面的融合。进而言之,它不仅改变了媒介的信息传播、社会监督、文化娱乐等传统功能,而且,其生产形态上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而影响到整个产业链的重组与发展。不同行业不同产业间的融合打破了昔日的生产结构,而生产链上的各种元素通过在内容、网络等终端上的交错融合也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并进入到市场参与竞争。这不仅为我国的市场经济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也促使着我们的市场不断走向变革。
这些正如麦克卢汉所言的那样,每当社会开发出使自身延伸的技术时,社会中的其他一切功能都要改变以适应那种技术的形式,一点新技术深入社会,它就立刻渗透到社会的一切制度中。
2.3社会制度及结构变革
虽然构建公共领域的愿景不能立即实现,但是,媒介融合却让我们处在相互联系更为紧密的现实世界中,并且其对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社会学家约翰・汤普森曾以社会互动为基础,作了如下阐述:“面对面的互动、中介式互动和中介式准互动三类互动方式交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对其产生影响”由此出发,媒介融合与当今社会正在形成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动态模式,而在这一过程中,媒介融合既带来了技术、行业和管理等方面的融合,同时,它也会给社会的其他领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变革,而这些变革我们依然可以把它们视为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制度上的变革也将是媒介融合对整个社会、文化和传播所产生的最大影响。长久以来,技术进步与制度变革都是中国媒介融合进程中的两个互为作用力,缺一不可。媒介融合过程中的制度变革能为技术进步大开方便之门,同时,在数字技术与网络技术蓬勃发展的当下,也迫切呼唤制度变革。顺应媒介融合潮流,破除旧有制度壁垒的制度变革随着技术的进步而慢慢产生。从目前国内情况来看,媒介融合中的两大主要产业电信产业和传媒产业都属于高度管制的产业,当融合到一定程度时,对于产业利益的更高追求必然会要求推出各个方面都更符合实际的制度和政策,而这势必会带来我国制度层面的变迁。
3目前我国公众领域建构的不足
诚然,媒介融合为公共领域的构建描绘了一幅绚烂的图景,然而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框架中,这一切还依然遥远。究其原因,我国的媒介融合是与市场经济相伴而行的,而在市场化、商业化的刺激下,其开放性已不是那么纯粹。席勒曾指出技术不仅受经济的驱动,还受到体制的宰制 在此基础上,史蒂文森进一步指出:一方面,经济势力是隐藏在像超级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等技术背后的主要结构性力量;另一方面,经济势力同样决定了大众主流文化的浅表性。此外,在社会转型的特殊语境中,我国的体制问题不容忽视。因为媒介融合不但包括技术上的互动以及产业模式的改写,与此同时,它还会使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发生潜移默化的转变 从某种程度而言,我国媒介融合的进程之所以如此艰难,也是因为体制框架约束了活力 因此,媒介融合虽然为公共领域的构建提供了可能,但这种可能性要转化为现实却有漫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