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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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
关于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自孙中山逝世后不久，就不断有学者撰文论述过。（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Tsui Shu-chin（崔书琴）：The Influence of the Canton-Moscow Entente Upon Sun Yat-sen's Revolutionary Tactics.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Review.Vol.XX,April 1936；王德昭：《第一次联俄联共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见王德昭著《从改革到革命》，中华书局，1987年版；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版。）但是，新近出版的有关苏俄及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资料表明（注：这里指的是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版，下文中凡注明为《档案资料》者，即指此书。），这一论题仍有较大的阐释空间。比如说，孙中山为什么要寻求苏俄的援助？苏俄又为什么要援助孙中山？各自真实的动机是什么？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什么途径实现的？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它是否导致了孙中山革命理念的根本转变？新公布的有关史料的一些细节，使我们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本文即是依据这些史料及孙中山本人的言论回答上述问题的一个尝试。
一
苏俄与孙中山的直接交往最早可以上溯到19。是年夏天，孙中山致电列宁，祝贺俄国革命的成功。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受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委托，于1918年8月1日复信孙中山，向孙中山表示感谢并“吁请中国兄弟共同斗争”；但孙中山没有收到契切林的回信。1910月31日，契切林再次致信孙中山，建议恢复俄中两国的贸易关系，并希望中国从此坚定地走上与俄国“友好的道路”。孙中山于196月14日收到了契切林此信，并于同年8月28日复信契切林。孙中山在信中表示，因为地理关系，广州政府还不可能与苏俄发生有效的商业关系，但他本人对苏维埃的组织、军队和教育极感兴趣，并希望与契切林“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1]此前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共产国际执委远东部书记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还于1921年4月访问了广州，双方已进行了一些试探性的接触。1921年底，孙中山在桂林与马林多次晤谈。他们讨论了帝国主义的问题、俄国革命的实质、革命宣传的意义以及工人对解放斗争的作用等问题。会见时孙中山“毫不含糊的表示了对新俄国的强烈同情”。[2]不过此时孙中山尚无“联俄”的思想。他认为只能与苏俄作道义上的联合，“一俟义师北指，直捣幽燕，再谋具体合作，未为晚也”。[3]可见，孙中山认为联俄的时机尚未成熟。
孙中山的“联俄”思想出现在1922年6月陈炯明事变之后，陈、孙之间的分歧主要是政见的不同。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因此热衷于将广东省建设成为一个“模范省”，反对孙中山用兵北伐。孙中山则认为联邦制会导致国家分裂，因而主张先统一中国再推行以县为基本单位的地方自治。[4]此次事变对孙中山是一次极大的打击，它促使孙中山重新思考革命失败的原因及革命队伍的建设问题。事变后孙中山走避上海，他越发感到主义之统一与人心之坚定的重要性，决定改进国民党。也就是从此开始，他对俄共的组织及军队建设十分向往，并认为这是俄国革命成功的根本原因，此后他在演讲中都要对比中、俄革命成败之原因，并决心引为师法。他对身边的人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5]另一方面，陈炯明事变使孙中山感到以广东为根据地有一定的冒险性，前有吴佩孚，后有英国控制的香港，对广州始终是个威胁。他开始主动寻求苏俄的帮助。他希望俄国能够帮助他在新疆或蒙古建立新的根据地，他建议苏俄出兵占领新疆，为他组建军队开辟一块地盘，作为回报，苏俄可以在那里建立任何一种制度，甚至苏维埃制度。[6]同时，他也考虑从四川经甘肃到内蒙古去，从那里发起进攻。他在给越飞的信中急切地问：“贵国政府能否通过库伦支援我？如果能，能支持到什么程度？在哪些方面？”[7]
不过，此时苏俄方面并不急于想援助孙中山，这一方面是因为苏俄担心援助孙中山会加剧俄国同西方大国，特别是和日本的紧张关系，也会使北京政府在谈判承认苏俄时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而且在俄方看来，支持孙中山在新疆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即使成功，将来俄国“在中国的事务中只好局限于……东土耳其斯坦”。[8]另一方面是因为苏俄此时的外交主要还是面向吴佩孚。他们把吴佩孚看作是中国最强大和比较进步的军事政治领导人。（注：《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列宁的信》（1922年3月15日）。信中写道：“只要浏览附上的中国示意图，就可以发现直隶派占有最有力的战略地位，它几乎统治了人口稠密，具有巨大经济意义的整个华中和长江流域，与各竞争派别相比较而言，直隶派是最强大的，而且吴佩孚元帅作为军事领导人所取得的成就，为他进一步扩大影响和加强实力，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局面”。《档案资料》第1辑，第74页。）对孙中山，则“以不致影响我们对北京的政策”为前提。[9]因此，苏俄建议孙中山与吴佩孚合作，组成一个亲俄的联合政府，俄国方面为此向孙中山保证，“这样的政府不仅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支持，而且还可以指望得到整个共产国际的支持”。[10]但是，这一建议遭到了吴佩孚和孙中山两个人的拒绝。其时孙中山正准备与张作霖联合，共同对付吴佩孚，其办法是：孙中山自西南先发，“与敌相持”，张作霖则“迅速取北京津保，使敌失所凭依，然后出重兵以蹑其后”。[11]孙、张联合以及张胜吴败的可能令俄国十分不安，他们担心这一结局会导致苏俄在蒙古问题和中东铁路问题上陷入被动，因此，在援助孙中山的问题上显得特别谨慎。共产国际甚至认为，“支持孙逸仙同吴佩孚作斗争，不仅仅是支持一个反动派张作霖，而且还是支持日本帝国主义”。[12]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态度到1923年初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是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终于决定弃吴援孙，制定了“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13]导致苏俄对孙政策转变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苏俄在与北京政府的外交谈判中进展缓慢，未能争取到建立正式关系和解决外蒙古地位问题及中东铁路问题；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苏俄越来越感觉到与吴佩孚的合作是不现实的，因为吴佩孚一直强调苏俄对蒙古的占领只能保持到1923年春为止，因此，在蒙古问题上苏俄迟早要与吴佩孚
发生冲突[14]，而孙中山则明确宣布承认并维护苏俄在蒙古和中东铁路上的立场。[15]吴佩孚在1923年2月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后，苏俄更坚定了支持孙中山的决心。1923年5月1日，苏俄政府致电孙中山，内称“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200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注：《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电》（1923年5月1日），《档案资料》第2辑，第414页。不过，苏方由于担心中国革命出现土耳其“凯末尔式”的结局，并未完全兑现援孙的承诺。加拉罕批评那些对孙中山持怀疑态度的人，“被土耳其的牛奶烫过以后，在中国见到凉水也要吹一吹”。见《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档案资料》第1辑，第415页。）
孙中山对俄方的表态极为高兴，他表示接受俄方的“一切建议”，并将派代表去莫斯科“商讨细节”。[16]终于在1923年下半年，苏俄及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关系迈出了新的步伐。是年7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以特别决议的形式采纳了斯大林关于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政治顾问的建议，并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标”。[7]也就是在是年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率团赴俄访问，孙中山称蒋介石此行的使命是“为了讨论我们在那里的朋友以能够用来帮助我在我们国内的工作的方法和手段，其中包括蒋介石将军要同你们的政府和军事专家讨论关于我的部队在北京的西北及其以外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建议”。[18]代表团在苏期间与俄共（布）及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晤。同年11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国民党问题。孙逸仙代表团参加了会议，蒋介石在会上表示，希望共产国际“派一些有影响的同志来中国”，“领导我们并就中国革命问题给我们提出建议”。而季诺维也夫也表示，“共产国际将尽可能按照这一建议去做，并向中国派一位负责的代表”。[19]这表明，苏俄及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合作关系建立起来了。
从苏俄及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相互接近的过程来看，双方都有很明显的现实政治动机。孙中山主要是想获得苏俄方面的物质援助，从而摆脱政治上的不利局面，实现统一中国的理想。同时，他也是为了从苏俄那里借鉴革命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联俄是孙中山深谋远虑后确定的一项基本政策，决不是一时的策略和手段。苏俄则主要考虑到了在华的利益，特别是在蒙古和满洲的利益，同时它也考虑到了远东地区的安全，特别是与日本的抗衡，它希望通过援助孙中山，从而扩大在中国的影响。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单从孙中山的角度或单从苏俄的角度来考察孙中山的联俄政策都是不全面的。
二
苏俄及共产国际援助孙中山，当然不只限于现实政治的考虑，它还有一个更长远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援助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在中国推进苏式革命，实现其“东方路线”的战略构想。（注：最初苏俄及共产国际的注意力放在培植中国的共产主义力量，但是，一段时间过后，俄共及共产国际代表发现，中国共产主义者与中国工人运动联系很少，真正的工人运动是在没有共产主义小组参与下进行的。从此，俄共及共产国际对华工作方针开始改变，他们转而支持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并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只有在民族主义运动内部进行才可能得到发展。《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1922年12月29日），《档案资料》第1辑，第182-183页。）中国被认为是“国际冲突的焦点和国际帝国主义最薄弱的`地方”，“具有很大的意义和巨大的成功机会”。[20]因此，苏俄及共产国际总是有意识地去“影响”孙中山，极力想把国民党变为中国的“激进革命的”、“工农的”、“雅各宾式”的政党。孙中山对苏俄的这种用意非常清醒[21]，但他认为，俄国革命的经验对中国革命至关重要，中国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学习俄国革命的组织和方法。因此，他也是有意识、有选择地去接受苏俄方面的“影响”。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孙中山按照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改组了国民党。自1920年―1923年间孙中山不止一次地企图改组国民党，但他的这些努力无论对于国民党自身的状况，还是对它的政策及实际活动都未能导致任何实质性的变化。1923年10月鲍罗廷到广州后，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才开始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并说，“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22]据鲍罗廷的札记，他到广州后的头两个月的全部工作，就在于让孙中山及其他国民党领导人相信，“迄今为止他们所采取的斗争方式是无益的，必须加以根本改变”。同时，鲍罗廷还向孙中山提出具体的建议，这就是“根据确切阐明的纲领和党章来着手改组国民党”。[23]之后，鲍罗廷参与了国民党改组计划的制订和国民党党纲与党章的起草工作。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党员资格、组织机构、基层组织、纪律等方面与俄共非常相似，这不能不说是因为受了鲍罗廷的影响。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影响其次表现在孙中山对革命之主义，即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上。这种新的解释集中体现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以下简称《国民党一大宣言》）上。该宣言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几乎是照搬了共产国际执委1923年11月28日作出的关于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曾一度认为民族主义的目的已经达到，今后所要致力的是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但是，19五四运动之后，孙中山在他的演讲著述中，重新强调民族主义为革命的重要目标。（注：王德昭先生认为，重新肯定民族主义是1919年以后孙中山思想的新要点，参见王德昭：《五四运动对于孙中山革命思想之影响》，见王德昭著《从改革到革命》，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40页。）他认为，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是达到民族主义的消极目的，今后应当致力于达到民族主义的积极目的，这就是要把汉族与满、蒙、回、藏各民族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24]在随后的几年间，孙中山始终坚持这样的民族主义观，直到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孙中山才重新解释民族主义。《国民党一大宣言》称，“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盖惟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华民族之真正自由与独立始有可望也”。“辛亥以后，满洲宰制政策既已推毁无余，则国民诸民族宜可得平等之结合，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所要求者即在于此……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25]显然，重新解释后的民族主义突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反对帝国主义；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自决。这两点都是来自于共产国际的11月28日的决议。（注：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作出决议，决议认为，“民族主义的含义是，
既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国民党只有通过增强、支持和组织国内各个劳动人民阶层来放手发动全国的力量，才可以向群众表明，这个民族主义体现的是健康的反帝运动的概念”。“这个主义的另一方面应当是，中华民族运动同受中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少数民族的革命运动进行合作，……国民党应公开提出国内各民族自决的原则，以便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军阀制度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这个原则能体现在由以前的中华帝国各民族组成的自由的中华联邦共和国上”。见《档案资料》第1辑，第342-343页。）同样，《国民党一大宣言》对民权主义的重新解释也是依据共产国际的相关决议。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的民权主义，“不能当作一般‘天赋人权’看待，必须看作是当前中国实行的一条革命原则”。“这里必须考虑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下，民权主义可能蜕变为压迫劳动群众的制度和工具，因此，国民党在向群众灌输民权主义的原则和解释其含义时，应使其有利于中国劳动群众，即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而决不使那些在中国帮助外国帝国主义者或其走狗（中国军阀）的分子和组织享有这些自由”。[26]《国民党一大宣言》完全是按照共产国际这一决议的精神来解释民权主义的，宣言称，“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27]
至于民生主义，共产国际要求国民党在解释“平均地权”的原则时，“不能解释为国家实行土地国有化，必须向渴望土地的广大农民群众说明，应当把土地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在解释“节制资本”的原则时，则应该“解释为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那它才会对群众具有革命化的意义，才能在群众中得到广泛的影响”。[28]《国民党一大宣言》部分吸纳了共产国际的建议，指出“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盖酿成经济组织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故当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29]对《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这一解释，苏俄方面认为“它也是以共产国际为依据的，但是，根据本地情况加以改头换面，以便使它能够为党的右派所接受”。[30]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影响还表现在孙中山革命方略的转变上，这就是从注重军事工作转而注重政治工作，特别是宣传工作。国民党并非不从事宣传工作，但此前国民党的宣传，都是个人的宣传，“既无组织，又无特点，故收效仍小”。[31]孙中山也并非不知道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他从五四运动这一事件中看到了宣传力量之大，为此他专门致函海外国民党员，建议设立一英文杂志，“直接参加世界舆论，将吾党之精神义蕴宣达于外，以邀世界对于吾党之信仰”。另外创办最大、最新式之印刷机关，“凡关于宣传吾党之宗旨、主义者，如书籍、杂志等类，可自由印刷，免受他人掣肘”。[32]不过，孙中山从未放弃他的北伐计划，他的全部活动主要集中在军事方面，总是试图争得一些地盘，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府，然后借助军事措施实现中国的统一，直到1923年蒋介石率孙逸仙代表团访苏时，蒋介石的使命主要还是说服苏俄支持孙中山的军事计划。苏方对此则非常不满，在代表团访苏期间，苏方领导人多次强调，“孙逸仙和国民党应该集中全力在中国做好政治工作，……应该首先全力搞宣传工作”。“国民党应当立即坚决地、急剧地改变自己的政治方向盘，目前它应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工作上来，把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33]孙中山最终吸纳了俄方的意见，表示从此要“变更奋斗的方法，注重宣传，不注重军事”。[34]改组后的国民党明显加强了宣传工作，如刊行《国民党周刊》、办中国通讯社、开办国民党讲习所，孙中山还亲自演讲三民主义，以作国民党“宣传之资”。[35]
总之，孙中山在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下，改组了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同时调整了革命方略，而这些转变都是建立在孙中山对中国现状的估计及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反思之上的。
三
尽管孙中山在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下改组了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但这并不表明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的言论表明，孙中山与苏俄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孙中山的目标是继续完成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事业，“彻底地”、“同时地”解决中国的民族、民权和民生问题，而苏俄及共产国际则希望孙中山能依靠工农群众的力量，发起一次国民革命运动，将旧的统治阶级及制度从根本上推翻，重新建设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换言之，孙中山依然继续着他的旧式的革命理想和道路，而苏俄及共产国际则企盼他发动一次新式的资产阶级革命。
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后关于三民主义的讲演很能真实地反映出他的政治理念。（注：孙中山自称他的演讲是为了提倡“宣传之资”，见孙中山《民族主义・自序》，《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卷，第183页。有学者指出，提供宣传之资是孙中山演讲三民主义的直接表面的原因，而间接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孙中山担心他的三民主义被人误解，见Tsui Shu-chin:The Influence of The Canton-Moscow Entente Upon Sun Yat-sen's Revolutionary Tactics.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XX,April1936,119.）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演讲三民主义时，并没有按照《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对三民主义的新解释的精神，而是做了某种修正，或者回到了改组前的一些主张。关于民族主义，孙中山虽然也谈到了反帝，但似乎有意回避了《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所强调的国内各民族“自决”的问题，而是强调中国要以家族观念和宗族观念作基础，恢复民族主义，同时他特别指出，“新青年”们反对民族主义，提倡世界主义是错误的。他认为世界主义“不是受屈民族所应该讲的，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后，才配来讲世界主义”。关于民权主义，一方面孙中山表示中国的民权与欧美的民权不同，
欧洲革命是争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中国革命是争国家的自由和平等，“中国革命党不主张争平等自由，主张争三民主义，三民主义能够实行，便有自由平等”。另一方面孙中山强调完整的民权应包括人民方面的“四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和政府方面的“五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那才算是一个完全的民权政治机关”。[36]孙中山的这些思想，均是在联俄之前就已经产生并反复论述过的。（注：1912月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就提出过“五权宪法”的主张，之后反复阐述过这一理论。19孙中山在上海两度向两院议员演讲，初次谈及四项直接民权问题，此后孙中山每次提及地方自治，必提四项直接民权。参见王德昭：《五四运动对孙中山革命思想之影响》见王德昭著《从改革到革命》，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43-244页。）关于民生主义，虽然孙中山反复强调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因为二者都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目标是一致的。但同时他强调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方法上是完全不同的。民生主义的方法就是两条，一是平均地权；二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就是政府照地价收税和照地价收买”，“以后所加之价，完全归为公有”。节制资本就是要一方面节制私人资本，“以防备将来社会出现贫富不均的大毛病”；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资本，因为“中国今日单是节制资本，仍恐不足以解决民生问题，必要加以制造国家资本，才可解决之”。孙中山还指出，从大目标来看，民生主义也是要众人能够共产，“不过，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37]孙中山对民生主义的这种解释与同盟会时期的解释基本一致，这表明孙中山联俄之后，在“主义”方面并未发生根本变化。针对有些人认为国民党改组后已变为共产党的言论，孙中山说，“此种谰言，非出诸敌人破坏之行为，即属于毫无意识之疑虑，欲明真象，则本党之宣言政纲具在，覆按可知，本党之民生主义，早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方案著于党纲，自始至终，未尝增减，至若进行之有缓急，分量之有重轻，此则时势之推迁，而非根本之改变。”[38]
孙中山在演讲民生主义时，对马克思主义多有批评，他认为马克思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进化的原因是错误的，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他进而指出，中国社会不存在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大贫与小贫的区别，也不存在大地主，只有小地主，所以，“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39]正因为如此，尽管苏俄及共产国际一再敦促他以最激进的方式贯彻执行土地法令，孙中山就是拒绝执行，他反对剥夺地主的土地，主张借助税收和赎买来消除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中的不公正现象。无论苏俄及共产国际方面如何激烈地反对，“但孙博士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且得到了廖仲恺省长的热情支持”。[40]联系到孙中山在联俄前的言论，可以看到，孙中山一贯认为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不适合于中国，在他与越飞的联合声明中，他坚持写上了“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等字样，他也多次表示他不相信苏俄能成功地实现社会主义。当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后，他认为这是苏俄放弃了其政策中最激进的方面，似乎也更印证了他的观点，所以，他坚持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他说，“我们讲到民生主义，虽然很崇拜马克思的学问，但是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到中国来实行，这个理由很容易明白，就是俄国实行马克思的办法，革命以后行到今日，对于经济问题还是要改用新经济政策。俄国之所以要改用新经济政策，就是由于他们的社会经济制度还比不上英国、美国那样发达，还是不够实行马克思的办法，俄国的社会经济程度尚且比不上英国、美国，我们中国的社会经济程度怎么能够比得上呢？又怎能够实行马克思的办法呢？所以照马克思的党徒，用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41]据邹鲁回忆，鲍罗廷在听到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后，曾对孙中山“提出了许多询问的话”，但孙中山“对于自己的立论，却不容易随便放松一步”。[42]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在言行上所表现出的“右倾”的反应极为复杂。一方面，他们感到孙中山的理论都是有害的“乌托邦”，而他的实践活动是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真正的（即共产国际）的目标相抵触的；另一方面他们又需要利用孙中山的威信和他建党的愿望推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鲍罗廷说，“孙是个共产主义者，是国民党左派，是国民党中派，又是国民党右派，有时他的言辞极端革命，比我们共产党人还革命，有时他又忘记了所有革命词藻而成了小资产阶级的庸人，……在孙的身上充满了对中国国民运动最有害的矛盾”。但同时他又主张“与准备领导中国独立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实行妥协”，利用孙中山的“左倾”加强国民党内的左派成份。[43]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反应要激烈得多，陈独秀认为“鲍罗廷同志上了孙中山等人的圈套”。孙中山不是“左派”，顶多是个“中派”，“国民党目前的状况，我们在那里只看到了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说那里有一定数量的左派，那是我们自己的同志”。他主张“对国民党的支持不能沿用以前的形式，我们应该有选择地采取行动，这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44]苏俄、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这种看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孙中山的原则立场。
由此可以看出，孙中山在接受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影响时是有选择的，对于苏俄革命的“经验”，他尽量加以吸收，至于“主义”，则是有批判地吸收。反映到他的思想里就是晚年有了一些新的观点.但他的革命理念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这种状况预示了大革命的结局。
收稿日期：-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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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孙中山革命事迹介绍
孙中山基本简介
孙中山(1866年-1925年 享年仅有59年)幼名帝象，学名文，普名德明 ，字载之，号日新，后改号逸仙，18在日本化名中山樵，遂以中山名世。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孙中山先生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国国父。早年先后求学于檀香山、广州、香港，行医于澳门、广州。1894年5月，上书李鸿章，主张变法自强，遭冷遇，遂赴檀香山创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次年，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策划广州起义，事败，流亡海外，宣传革命。18在伦敦被清朝驻英公使馆诱捕，脱险后曾留居英伦，研究西方政治经济理论，寻求救国真理。次年经加拿大抵日本，结识日本朝野各界人士宫崎寅藏、犬养毅等，并在旅日华侨中宣传革命，发展兴中会组织。19发动惠州起义，因粮饷不济而遭失败。失败后奔走海外。同保皇派作斗争，并在旅欧学界中发展革命组织。198月在日本东京领导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为，制订“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创办《民报》，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同改良派围绕革命与保皇问题展开激烈论战。同时积极在国内外发展同盟会组织，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在两广、云南等地发动一系列武装反清起义。
1910月，听闻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即离美赴欧进行外交活动。1911年12月25日回到上海，被十七省代表会议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职，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成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于立宪派与其他势力对袁世凯的支持及革命党人的妥协，被迫于4月1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同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被推为理事长。曾一度出任全国铁路督办职。“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19，因“宋教仁案”，发动“二次革命”讨袁世凯，宣告失败。19，在日本创建中华革命党，重举革命旗帜。19发表《讨袁宣言》，进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后又发表《二次讨袁宣言》。19，为反对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南下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成护法军政府，史称“护法运动”。被推为海陆军大元帅，誓师北伐。翌年， 因受桂系军阀挟制，被迫去职，赴上海著书立说，撰述《建国方略》。
19创办《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发表《实业计划》，并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任。19重返广东，次年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再揭护法旗帜，组织大本营，准备北伐。1922年因陈炯明武装叛乱，中止北伐，被迫退居上海。在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共产党、列宁的帮助下，他与时俱进，毅然决定改组国民党，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1923年再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最大的不同是：明确的提出了反帝纲领。)促成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创办黄埔军校，指挥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同年11月，应北京政府邀请，扶病北上讨论国事，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谋中国的统一与建设的主张，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势力作不懈斗争。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纲、党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同时创办黄埔军官学校，训练革命武装干部。同年10月在镇压 广州商团叛乱后，应北京政府之邀，他扶病北上共商国事因积劳病剧，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遗体暂厝于北京西山碧云寺，1929年安葬于南京紫金山 中山陵园。遗著辑为《中山全书》、《全集》、《孙中山全集》等刊行。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位于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是以翠亨村孙中山故居为主体的纪念性博物馆，建立于1956年11月，其主体陈列有孙中山故居、孙中山生平事迹展览和翠亨民居展览等。该馆行政隶属中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5月，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
孙中山的政治理念
1.信仰
孙中山青少年时就有无神论思想，否定神佛有灵，还打断神像之手。孙中山早年游家乡北帝庙时曾折断佛手，并说：“佛若果有灵，能即祸我!木偶由人而作，岂能操人祸福哉?”十二岁时在夏威夷读书曾接触西方传教士，后来又在教会学校读书，对教产生兴趣，在香港
拔萃书室加入教。从事革命事业成立兴中会后，利用宗教进行革命。民国成立后，主张政教分立、宗教自由，注意宗教在道德建设方面的功效，如说“佛教为救世之仁”。到了后期，孙中山对宗教进行了批判。他就自己对的态度转变作了回顾：“予于耶稣教之信心，随研究科学而薄弱。予在香港医学校时，颇感耶稣教之不合伦理，固不安于心，遂至翻阅哲学书籍。当时予之所信，大倾于进化论”他指出：“宗教的感觉，专是服从古人的经传。古人所说的话，不管他是对不对，总是服从，所以说是迷信。就宗教和科学比较起来，科学自然较优”。又曾就西方对中国的宗教侵略抨击：“他们用政治力和经济力来掠夺中国人的物质还不算，又用宗教来耗夺中国人的精神。一班神甫牧师倚仗着他们的国力，包庇教民，干预词讼，欺压其教以外的人，无所不至，受其虐者忍心刺骨。”
2.思想
孙中山先生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为自己的座右铭，强调要“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孙中山先生注重学习世界上的先进知识和有益思想成果，并希望结合中国的实际用来改造中国。孙中山先生十分关注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敏锐地认识到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对中国变革的重要影响，毅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赋予三民主义思想以新的内涵。三大政策是孙中山先生的重要政治主张，是他倡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从屡受挫折转向成功、进而取得显著成就的正确道路。
孙中山先生毕生坚持“三民主义”，坚持民主、共和救中国和三民主义救中国的信念与理想。
辛亥革命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的“三民主义”理念。
倡导“权能区分”——“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推行“万能政府”——“广兴福利，大有为式”。
注释“人民之权”——政权应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
注释“政府之能”——“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为“五权宪法”。
阐明人民行使政权的基本训练与条件：民权初步，即议事规则。
提出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度”，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
在经济思想方面，提倡社会互助理论：“人类进化之原则与物种进化之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
在政治现代化建设方面，主张渐进主义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军政时期优先消灭军阀土匪，应实行军管。训政时期优先基础建设与民权初步训练。宪政实行之条件是全国半数以上县市具有选举罢免地方首长之条件，公民具有发动创制复决之条件，则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还政于民，实行多党竞争的现代政治制度。”
推行以王道为基础的区域合作和政治架构：大亚洲主义，以及向国际投资开放的实业计划。
孙中山的生平经历
1.人物生平
孙中山出身于农家，乳名帝象，学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逸仙。在日本时化名为中山樵，在长期奔走革命活动中曾多次改名杜嘉诺、高野长雄、陈文、陈载之、中山二郎、吴仲、高达生、艾斯高野、阿罗哈(DrAlaha)等。辛亥革命后始称孙中山，日本称孙文，欧美各国则称孙逸仙，在公文、函电中多自署孙文。
孙中山祖籍广东紫金县，五世祖于明代中叶迁居香山县，十四世祖殿朝公始定居翠亨村。孙中山自小就参与家中农业辅助劳动，自谓本“农家子也，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艰难”。其家无田产，佃二亩半高租田耕种，难以糊口，其父达成还在村中打更报时。
1871年，孙中山6岁时便上山打柴牧牛，到溪涧捕鱼虾，随外祖父到海边打蚝，还到邻村三合会人办的武馆偷学拳术，故从小就养成勤劳勇敢的精神。七岁时(1872年)入私塾接受传统教育。由于家道贫寒，平时，孙中山还要去捡猪粪。贫寒的幼年生活，使得孙中山对于旧中国的民生疾苦有了切身的体会。10岁时始进村塾求学，聪颖过人，仅三年就成为全家中最有文化的一员。当时与从上海回乡的陆皓东相识，并成莫逆之交。
1879年，十四岁的孙中山受长兄孙眉接济，随母乘轮船赴夏威夷檀香山就学，始见”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在当地英国国教会开办的用英语授课的小学“意奥兰尼书院”(Iolani School)，他修读英语、英国历史、数学、化学、物理、圣经等科目。
1881年孙中山毕业，获夏威夷王亲颁英文文法优胜奖。之后，他进入当地最高学府、美国教会学校“奥阿胡学院”(Oahu College，相当于中学程度)继续学业。回国后曾偕陆皓东到村庙，见病者求神服食香灰，二人不满巫医骗人，遂分头将神像捣坏，因而出走香港。到香港后洗礼入，并继续读书，不久转学到广州博济医学院，结识了三合会首领郑仕良。后又闻香港西医书院招生，旋即以优异成绩考入该校。在学期间，除学习本科外，对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农业、乃至天文地理知识，无不涉猎，被友人称之为“通天晓”。当时因深感清廷政治腐败，经常与同乡杨鹤龄以及陈少白、尤列等人共议国事，抨击朝政，时人认为此举为大不敬，称之为“四大寇”。其间曾致书濠头乡退休官吏郑藻如，提出禁鸦片、种蚕桑、办教育的主张。每逢假期回乡，就帮助农民选种施肥，改良水利，扩宽道路，并与乡绅商议改革乡政，制订预防盗贼的措施。有意以一村作示范，冀能做出成绩推广全国。
1883年，由于孙中山有信奉的意向，被兄长送回家乡。于同年冬天到香港，与陆皓东一同在公理会受洗入，并就读于拔萃书屋(今日之拔萃男书院)。
1884年，进入中央书院(今日之皇仁书院);
1887年进入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前身);
1892年7月以首届毕业生中第二的成绩毕业，并获当时港英政府总督威廉·罗便臣亲自颁奖。
在医学院毕业后，曾在澳门、广州设馆行医，每天定时义诊赠药，故求医者门庭若市。在广州行医期间，常常与尤列、陈少白、杨鹤龄、陆皓东等人畅谈、批评国事，也常谈革命，故广州人将此四人名为“四大寇”，甚至在文旁边加上水字旁，成为“汶”，以示贬损。虽然他最初未言革命，但这一期间的社会活动，对他后来的革命事业，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1894年春在翠亨家中草拟了《上李鸿章书》，并偕同陆皓东远赴天津求见李鸿章，希望他接纳其“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宏图伟略。但不获接见，于是他转赴檀香山，在孙眉的帮助下，几经艰辛，发动起广大华侨，组成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该会的誓词鲜明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并且即时筹集资金伺机起义。
2.早期革命
1894年6月，孙中山尝于《上李傅相书》中，提出多项改革建议，惟李鸿章断拒。失望之余，他于11月24日赴檀香山 茂宜岛，筹划通过募款，创建生平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并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计划以“振兴中华”为目标，以排满思想为其革命事业铺路。
1895年，孙中山到香港，会见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等人。同年2月12日，孙中山在中环士丹顿街13号正式成立了“香港兴中会总会”。其时，杨衢云、谢缵泰等人已经以“开通民智、改造中国”为宗旨，先行创立了“辅仁文社”。因志业相近，孙中山遂与辅仁文社接洽，而衢云等欣然同意，举全社并入兴中会。其后租赁总会所一处，托名“乾亨行”。同年2月20日，孙中山在香港大学作公开演讲时提到，他的革命思想源于香港。
1895年2月21日(正月二十七日)，兴中会总会在香港正式成立，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选出杨衢云为会办(President，当时译为“伯理玺德天”)，孙中山为秘书。3月16日(阴历二月二十日)，首次干部会议决定，先攻取广州为根据地，并采用陆皓东所设计之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随后即分工展开各种活动。
当时，衢云主持后方支援工作，孙中山主持前方发难任务。于是他进入广州，创农学会为机关，并广征同志，定10月26日(重阳节)为起义之日。可是因为事先泄密，这次起义以失败告终。陆皓东等多位重要成员被捕处刑，孙中山则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
同年11月，孙中山避往日本，并于此时起剪掉辫子，改穿西服。18初与其妻儿抵达夏威夷，再转往美国，希望在旅美华侨中发展兴中会及筹款。
1896年秋，孙中山转往英国伦敦，在当地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使馆，成为国际事件。事件后来被称为“伦敦蒙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又译作“伦敦被难记”)，孙中山被邀以英文写作出书，描述其遭遇，亦因此事而名声大噪。
18，孙中山经加拿大，转往日本。先结识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后来成为孙中山的长期支持者;透过宫崎及平山，孙中山再结识日本军政、帮会中人，包括犬养毅、大隈重信、山田良政等人;并一度接触梁启超等保皇派。
19，庚子国变引来八国联军，孙中山借机联系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希望能筹划南方诸省独立，成立类似美国的合众国政府，李鸿章也答应与其会见。但在日本友人协助下，却发觉一切不过是个清廷陷阱。而后李鸿章赴北京协调条约之事，此会面也无疾而终。
同年9月，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及原兴中会骨干人物，先赴香港，被禁入境后转往台湾，得当地日本官员答允，支持在广东发动起义(称惠州 三洲田起义)。后因日本官员临时改变态度，起义失败，孙遂返回日本。
19夏，孙中山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起，再度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设为革命誓词。同年9月，孙中山再赴檀香山，希望在华侨中发展革命。
19初，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成为致公堂洪棍。同年赴美国，一度被美国移民局扣留在旧金山。后得旧金山致公堂保释，代聘律师之后，方才免被遣送回中国。接着，他又到美国东岸寻求华侨支持革命，并于纽约首度发表对外宣言，希望博得外国人士对革命的支持与好感，但并未取得甚大成果。年底收到中国旅欧学生资助，转往欧洲活动，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等地中国留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并从留学生中筹得款项。
19，孙中山再赴远东，7月抵达日本横滨。在宫崎寅藏介绍下，与黄兴见面，并开始筹划联合各革命组织。
1905年8月，在日本人内田良平的牵线下，结合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蔡元培与吴敬恒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组织，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再度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确定为革命政纲，并将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成为《民报》。
他在《民报》发刊词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即“民族、民权、民生”，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激烈论战。继而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进行国民革命，举所誓之四纲，力图创立“中华民国”，并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
19，孙中山由法国到日本，中途逗留新加坡，抵日后又重返新加坡。同年6月，孙中山在晚晴园主持成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新加坡由此成为革命党人在南洋的活动中心。
19，日本政府受清廷压力，以一万五千元请孙中山离开日本。孙中山收款后，于3月离开日本。由于此事未经同盟会内部商议，于是引起会内分裂。孙中山赴南洋后，在胡汉民、汪精卫等支持下，在南洋另成立同盟会总部。
1907年5月22日，由孙中山指派许雪秋及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领导发动的潮州黄冈起义爆发，因寡不敌众，力战6日而败;27日下午，起义军宣布解散，总指挥陈涌波、余既成被迫走避香港。
自1907年7月至19，孙中山多次授命其他革命同志，在全国各地发动起义(见“起义年表”)，甚至经越南亲赴广西主持镇南关起义，最终被法国当局拒绝入境，一直至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才再度踏足中国国土。
19至1911年期间，孙中山大部份时间花在旅途之上，多次在各国华侨、留学生中筹划革命经费及外国政府支持，然而所得极为有限。与此同时，同盟会及其周边组织快速扩张规模，并于191月，成立同盟会美洲地区总会，期望能吸收更多海外华侨参与革命。直至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义，革命才取得第一次成功，武汉当日光复，各省同志纷纷响应。
198月，同盟会联合其他党派改组成立国民党，孙中山被推举为理事长。193月20日，热衷于议会民主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暗杀。1913年7月，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为掩盖罪行真相，还装腔作势，要严惩凶手。但调查结果表明，谋杀的指使人就是袁世凯，真相大白，全国舆论哗然。这时，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认识到“非去袁不可”，极力主张出兵讨袁，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一方面阻挠宋案的司法审判，一方面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达成了2500万英镑的大贷款，以充实军费。袁世凯的胆子更大了，先后罢免了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的都督职务，同时命令事先已集结在九江、南京附近的军队发起进攻。9月1日，南京被攻占，原来宣布独立的各省，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先后撤销独立。“二次革命”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失败了。
护法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授意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创办的首家地方国营股份制大型企业：梅州“琯坑钨矿”正式挂牌成立，192月投产。
1918年5月因受西南桂系和政学系军阀的挟制，被迫辞去大元帅之职。19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发表所著《孙文学说》、《建国方略》。194月，在广州重组军政府，任非常大总统。
1922年6月，陈炯明武装叛变，孙中山被迫退居上海，至1923年2月陈炯明被驱逐后，才回到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就大元帅职。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改组国民党宣言;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新党纲、新党章，把旧三民主义重新解释为新三民主义;将中国国民党改组为包含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从而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年11月，应冯玉祥电请北上“讨论国是”。在北上途中重申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主张，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当时孙中山在天津肝病发作，但仍扶病于31日由津入京并发表了《入京宣言》。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不幸病逝，终年59岁。临终前在遗嘱里指出“革命尚未成功”，“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据统计，自1894年到1911年之间发动的革命起义事件计有29次之多，其实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共进会与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同策划的，甚至只是一次偶然的擦枪走火事件。据《凤凰周刊》报道，当时的孙中山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典华城(今译丹佛)打工，因此并不知情，所以用孙中山的话来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
孙中山人物评价
胡锦涛：11月12日，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以“三个一生”、三个“始终”，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一生：“孙中山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始终与时俱进;一生不懈奋斗，始终坚韧不拔;一生热爱祖国，始终致力于振兴中华。”
江泽民：在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就指出：“孙中山先生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在我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人士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孙中山先生代表着一个时代。”
邓小平：邓小平的谈话将孙中山的伟大的历史功绩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二是开创国共合作，导致了北伐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高度地评价了孙中山先生的一生。他说：孙中山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强调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毛泽东指出：“孙中山是一个谦虚的人。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方面，知道他是很谦虚的。”“他全心全意地为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
朱德：孙中山先生在四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充分地表现了坚决和勇敢的革命精神。他不怕困难和失败，他在遭受失败后，又整顿好革命队伍，重新走上战场。孙中山先生能够随着历史的变化不断地进步，由早期的主张推翻皇帝、建立民国而进到晚年的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由倡导民主革命而进到主张实现世界大同。在孙中山的一生中，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是在前进的。
刘少奇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现在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
陈锡祺：孙中山先生领导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提出过系统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建设计划，这充分显示了孙中山先生的气魄与眼光，他的很多设想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
孙穗芳：祖父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人，他的生活很艰辛，为了救国，他经常是吃不饱睡不好，颠沛流离。这些年我寻访祖父足迹的讲演经历，
让我亲身体会到他的这种艰辛。
韦慕庭：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在他生前确实没有成功，他未能及身看到祖国的独立和富强，在这个意义上，孙中山可说是个失败者。但是，他对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巨大影响，始终激励着中国人民为祖国的独立和富强而斗争;在他身后，中国革命成功了，中华民族继承孙中山遗志，终于取得全世界瞩目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孙中山又不能说是一个失败者。
历史评价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特别是在学医行医期间结识了不少国际友人华人华侨等为以后革命奠定了基础与支持。
孙中山是最早提倡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国政府的革命家之一。由于孙中山早年即接受西方教育，认识西方世界较深，通晓外语，有医生学历，在中国内外都享有知名度;是故被多数外国人视为革命领袖。而在国内，多数革命者也认为他的声望与能力足以成为革命组织的代表人物，也因此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顺利被选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领导他创建的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在名义上完成中国的统一。由于当时参与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物，特别是蒋介石、汪精卫两人，均为孙培育出来的领导人物，故当时的国民政府当以孙为最高的精神领袖，并推举三民主义为治国的最高指导。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孙成为蒋介石之外，凝聚全国向心力的象征人物之一。国民政府与旗下将领也往往以“保障孙的革命成果”为号召，鼓动人民建设和将士作战。因此到战争中后期，孙中山很自然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的国父。
孙中山亦为中国政治经济现代化之重要阶段性人物。他较全面地整合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重要成分，包括宪政民主，人民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力分立制衡，与社会主义等等。另加上其个人认为有必要保留的中国传统制度机构——监察权与考试权，形成五权宪法学说。对西方重要思想在中国的普及，具有推动者的作用，促成西化民主派和共产主义派对中国未来建设的深入探索。而孙中山在其中采取某种折衷立场，却坚持共和民主之宪政体制，至今仍有其价值。
篇3：600字关于孙中山的作文：孙中山，革命先行者
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1866年11月12日生，广东香山县（即中山市）翠亨村人。600字关于孙中山的作文内容如下。
600字关于孙中山的作文：孙中山，革命先行者
假如我是孙中山先生，我会废除一切伤害儿童和妇女的陋习，让幸福挂满人间，让快乐变成儿童们喜悦的微笑，让文明传遍每个地方。
孙中山先生小时候有个姐姐，他们两个人每天一起学习，一起玩耍，整天形影不离。一天，孙中山在家门口玩，忽然屋子里发出一声尖叫，孙中山闻声赶到，只见姐姐坐在床上，眼睛里不停的涌出泪水，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妈妈则在给姐姐缠足。于是，孙中山便问妈妈：“你为什么给姐姐缠足?”妈妈说：“我也不想这样呀!可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不缠足会被人家笑话的。”“笑话就怎么了……”，妈妈含着泪水把他推出门外，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看到姐姐笑过。
后来孙中山参加革命，当上了大总统，他首先废除的就是这残害中国妇女上千年的缠足陋习。孙中山是我国革命先行者，他一心为中华儿女着想，深受人民爱戴，也深受官军们爱戴。军人们打了败仗，孙中山劝他们不要气馁;打了胜仗，孙中山让他们不要骄傲自大。孙中山先生不但打破了很多陋习，还推出了“三民主义”学说。可以看出，他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艰苦的一生。他为民族的解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真想象孙中山一样，成为人民爱戴的总统!
篇4：小学读后感：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读后感
这一周，我读了一本书，名叫《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我被孙中山先生的精神所深深地打动了。
孙中山，名文，号逸仙。身于广东省香山县的农民家庭。是中国近现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开拓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三民主义的倡导者。
这本书主要讲了孙中山先生因在起义前夕，机密泄露，被清军逮捕的事。孙中山先生虽然被逮捕，但他在囚禁中坚持斗争，获释后，孙中山先生用英文写成了《伦敦遇被记》，他的名字，传遍了欧美各国。最后，同盟会的成立有力的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清王朝终于被推翻了！孙中山先生之所以能救国救民，是因为他一直在追求民主共和的革命精神，民主精神。孙中山先生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着，具有天下为公的爱国精神。我们也要向孙中山先生学习，不怕挫折，面对困难毫不畏惧，勇往直前，还要有着不屈不挠的精神。我有时写作业遇到不会的题目时，不认真思考就去请教父母，以后我要学会多思考、多动笔，这样才能解决难题……
孙中山先生，你那永不言败、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令我感动，我真敬佩您！
篇5：阳明思想对教育的影响
摘要：
明朝自武宗以来，国民贫困，奸臣当道，忧时之士对于靡靡之音颇为不解，找不到世风下滑的根源，便归之为人心之不正，而人心不正又归于圣学不明。思想界的巨匠之一守仁先生便应势而生，一面在学业中获得突围，另一面积极梳理朱学的脉络，意欲重新评估他的价值。这位大儒扛起圣学振兴的旗帜，把儒学内圣之道发挥到极致，对后世的教育以及教师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阳明;心学思想;知行合一;教师教育;影响
一、阳明的生平
阳明，名守仁，字伯安，生于1472年（明宪宗成化八年），卒于1529年（明世宗嘉靖七年），谥文成，祖籍浙江余姚。因年轻时曾在宛委山阳明洞天结庐居住，自号阳明山人，后人遂称其阳明先生。
阳明二十八岁入仕，历任刑部主事、兵部主事、驿丞、知县、吏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南京太仆少卿、鸿胪世卿等等。可以说他是文官掌管兵符，他出兵时度力、拘神捕将，他征战借风使船、伏虎降龙。可惜遭人罗织陷害，唯有将讲学授业作为自己心中真正的志业。从贵州龙场驿的开门授徒到绍兴、余姚书院的重建，他的一生始终与学问相随，与讲学相伴;后在领军受命的归程中病逝。
二、阳明先生的心学教育思想
阳明与程朱理学一样，都认为“理”是存在的，它是宇宙的本体，并视理为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教育的依据。而他又不同意朱熹的理在心外，“性即理”说，认为理在心中，“心即理”。从“心即理”出发，他进一步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启发教育者从他自己的内心去寻找，体认天理。换言之，心是认识的主体，也是认识的客体，这种认识过程的完成并不需要外界的中间桥梁。
他把人心中的天理称为“良知”。良知是心的本质，即是非之心。它是不学而能，心中固有的“灵明法宝”。有了良知便能先验的判明是非善恶，知道天地一切事物的道理，觉得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即“一切人在道德人格上是平等的，人人都有受教育的可能，都可能成为圣人。”他认为，人的良知在人的整个生命中始终存在着，既不会减少，也不会丢失，但可能受到习俗和私欲的影响而蒙蔽，为此，人就有受教育的必要。
阳明从唯道德主义价值观出发，推衍出他对教材价值的认识。他虽然同前人一样把儒家经典视为最有价值的教材，但不同的是，他认为六经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是圣人而作，而是因为六经都是关于“心学”和“致良知”之学的标准典籍。而且在对经书解释方面，还极力鼓励人们打破权威意识，主张按“吾心”、“良知”的要求来理解和运用经典，学问不能成为孔子、朱熹的私学。
三、对阳明先生教育论的理解及对教育的影响
（一）对阳明的心学教育思想的理解
根据心即理与致良知的学说，人人心中都有良知，故修养主要是向内“反求诸心”，做“内省”的工夫，这其实与儒家传统的内省、自讼的主张是一致的。在他的学说里，审查就是要完全扫除意识之中的利欲之心，使良知得以恢复。
他提出的知行合一，强调道德意识的自觉性，要求人在内在的精神上下功夫;另一方面也重视道德的实践性，指出人要在实践中磨炼，要言行一致，要表里一致。应该看到，阳明的“知行合一”主张，比他的前贤们有所进步。他将“吾心之良知”作为“知”，将“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作为“行”，而以“心即理”为前提，以“知行合一”为旨归，从而达到体认良知的目的。这种认识论，就其解剖自身以推求万事万物之理的认识方法来看，内中蕴含有“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的辩证因素。由此，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因发展了主观能动的方面而达到前所未有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的高度，为宋明理学增添了一个新的范畴，为认识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对后世的唯物论知行观的建立，有启发作用。
（二）对现代教育及教师教育的影响
1、阳明教育思想中的人与自然和谐成分对教育的意义。
“和谐”自古以来是中国社会的认知理念与实践追求。在人与自然和谐问题上，阳明将其“心学”理论，尤其是“良知说”推及到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他的“心物一体”的思想与我们正在实践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战略有着极为相似的内涵，其无疑有助于现代生态建设、生态教育、乃至生态伦理观的现代构建。
2、阳明教育思想对教育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积极启示。
教育文化是社会行业文化的一部分，是教育过程中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结合体。其主要特征就是强调教育要赋有文化，要赋有理念的精神，而优秀的、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应是教育的必要内涵，应与教育教学的过程相伴随，与培养人才相始终。教育文化的目标则是通过教育文化化、文化教育化的有机结合，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提升人性美德、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文化育人的本质在于提升人性，文化育人又重在情感与精神的培养，文化育人重视技能到人格的提升，文化育人有利于恢复教育的品德和荣誉。之于以上认识，反思阳明教育思想中的学必立志、德育为先、“修德”以“致良知”、“人皆可以为尧舜”、“勤学”、“改过”、“责善”、“知行合一”、“鼎革创新”、“教书”与“育人”重以及独立思考、自求自得、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等观点和主张无疑给我们以厚重的启示，教育必须以“树人”为本，教师应率先垂范，为人师表，培养的人才应是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知识、有技能的人。德、智、体、美、劳都是“做人”不可或缺的，不可偏废。
总而言之，当下教育文化呈现出现象上的短视与浮躁、方法上的机械盲目、内容上的同质单一、创新意识上的萎缩和思想上的急功近利现象，都令人们忧思反彻。具体例如现在通行的应试教育，就使教育的功能被大为缩小，因而使得很多弊端百出，矛盾丛生。如何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实现教育与文化上的有机结合，改变教育与文化的脱轨，需要我们有警醒意义的深思、把脉和引导，而在其过程中，阳明教育思想中的合理、有益成分应不为人们所忽视。正确的态度是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前提下总结过去、反思实践、放眼未来，不断予教育文化以时代的声音而体现其内在的理念、精神与价值。
[阳明思想对教育的影响]
篇6：道家思想对中国古典园林有哪些影响？
道家思想对中国古典园林有哪些影响？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与儒、佛并称三教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道教尊老子为教主。在哲学上，老子以“道“为最高范畴，认为“道“是宇宙的本原而生成万物，亦是万物存在的根据，指出：“道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同时主张“大地以自然为运，圣人以自然为用，自然者道也。“后来，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从自然为宗，强调无为。他认为自然界本身是最美的，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老庄看来，大自然之所以美，并不在于它的形成，而恰恰在于它最充分、最完全地体现了这种“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大自然本身并未有意识地去追求什么，但它却在无形中造就了-切。而中国古典园林之所以崇尚自然，追求自然，实际上并不在于对自然形式美的模仿本身，而是在于对潜在自然之中的“道“与“理“的探求。由此可见，道家的自然观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对古代艺术民族特色的形成是极为重要的精神表现为崇尚自然、逍遥虚静、无为顺应、朴质贵清、淡泊自由、浪漫飘逸，于是，在道家神仙思想的影响下，以自然仙境为造园艺术题材的园林便应运而生。如秦始皇在渭水之南建的上林苑。据《关中记》载，上林苑设牵牛织女象征天河，置喷水石鲸、筑蓬莱三岛以象征东海扶桑。另上林苑中有大型宫苑建章宫，建章宫北为太液池，是一个相当宽广的人工湖，因池中筑有三神山而著称，
据《史记孝武小记》载．“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小神山，龟鱼之属?quot;这种“一池三山“的布局对后世园林有深远影响，并成为创作池山的一种模式，促成了园林艺术的发展。这中在宫苑里凿池筑岛，用造阔的方式来摹拟东神山，对传统中国园林空间的发展至少具有以下显著的意义：
(1)完整的主附水体的建立：汉上林苑不但拥有数量众多的大小池沼作为附属水体，而且具备了太液池、昆明池这样水面浩瀚的主水。昆明池遗址的面积至今仍是清代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面积总和的三、四倍。同时，主附水体之间已有明确的仰承呼应关系。班固云：“前唐中(池)而后太液，览沧海之汤汤。“数量众多，相互映衬的水面形态，千姿百态的水体穿插于庞大宫苑建筑和山体之间，大大开拓了园林艺木空间，产生高低错落、起伏有致的和谐韵律。
(2)为中国园林山水体系的确定奠定了基础。山体与水体之间的关系由过去长期的一水环一山，一池环一台变成了一庞大水体环绕三山，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园林空间艺术，促进了园林艺术的发展。
(3)以水体为纽带的山、水、建筑组合关系的建立在已往单纯的山或高台建筑为核心，以道路建筑为纽带的园林形式中加入了以水体为核心和纽带的新格局。这不仅大大丰富了园林艺术手段，促进山、水、建筑及植物景观间更复杂的穿插、渗透、映衬等组合关系的出现和发展，为传统园林最终采取一种流畅柔美、富于自然韵致的组合方式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一池三山“的模式后来为历代皇家宫苑所沿用，并影响到宫苑以外的园林，如扬州曾有“小方壶园“，苏州留园有“小蓬莱“，杭州三潭印月景区有“小瀛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