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史纲》序――兼论地方文献的搜集研究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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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绍兴史纲》序――兼论地方文献的搜集研究运用

《绍兴县志》主编傅振照先生以其多年耕耘的巨构《绍兴史纲》嘱序于我。与此同时,台湾汉学研究中心邀请我出席今年十月在台北举行的“地方文献学术研讨会”,这真是一种学术上的巧合。

《绍兴史纲》当然是绍兴的地方文献,傅先生研究绍兴地方文献,成就卓著。其所主编的《绍兴县志》,如我在该志序中所说:“就《绍兴县志》的内容而论,在这十余年来各地新修的志书中,实属后来居上。”我特别指出:“综观全志,内容完备,信息全面,而体例严谨,尤可独步志林。”此外,近年以来,我曾在不少学术会议中(如洛阳“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修志用志研讨会”)和文字中(如《浙江方志》20第二期《回顾与展望―――修志跨入新世纪》)多次称赞这部志书。《绍兴县志》本身是绍兴的一种大型地方文献,它所取得的成就,其实也就是绍兴地方文献的成就。因为方志是历来大量地方文献汇集的成果。

傅先生主编《绍兴县志》之时,撰述《绍兴史纲》的策划意图显然已经成熟。我忝为《县志》顾问,曾经略读志书全稿,并仔细地考究了傅先生在卷首所撰写的《史略》一篇。《县志》出版不久,傅先生就和我商量了《史纲》的写作问题,说明对此他早已胸有成竹。故《县志》中的《史略》一篇,实为其提炼《史纲》初稿之作。所以《绍兴史纲》是傅先生在主编《绍兴县志》以后又一部重要的绍兴地方文献。近年以来,绍兴学术界对地方文献的整理研究方兴未艾,成果累累。继《绍兴市志》、《绍兴县志》、《越国文化》等的出版,以照片为主的大型画册《绍兴老屋》、《绍兴古桥》也相继问世,确实使人踌躇满志。而《绍兴史纲》的出版,其意义尤为不同凡响。《史纲》本身是一种地方文献,是一种以历来大量地方文献为基础的集腋成裘之作。但它反过来为历来大量地方文献勾划出或详或简的历史背景,成为数量浩瀚的绍兴地方文献的纽带。作为一种地方文献,《绍兴史纲》的深远意义和重要价值实在不言而喻。

前面提及《绍兴史纲》的嘱序与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举办“地方文献学术研讨会”的邀请是一种学术上的巧合。这是因为,汉学研究中心举办的这次盛会,其所讨论的主题,正是我为《史纲》作序所考虑的。绍兴是个地方文献丰富多彩的名区,历史上积累的大量遗产和近年来不断推出的新成果包括《绍兴史纲》,可以为台北的这次学术会议提供许多研讨的素材;而台北会议的成果,又可为绍兴地方文献的整理研究提供学术上和方法上的有益参考。所以这不仅是一种巧合,而且更是一种相得益彰的机遇。

台湾汉学研究中心的邀请函附有“地方文献学术研讨会”的一份《会议简介》,我特别注意了《简介》中所列的“会议子题”,其中包括四项内容:1、地方文献之搜集;2、地方文献之整理;3、地方文献之研究;4、地方文献之运用。这四项子题确实抓住了地方文献的要领。从这四方面对地方文献进行研讨,无疑是对地方文献的全方位探究,显然有裨于学术界对地方文献的认识和重视,从而促进并提高在这个课题中的各种研究。所以我很佩服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发起和组织者,因为这四项“子题”的提出,确实是在地方文献学术领域中竭尽思虑之所得,按照这样的“子题”研讨地方文献,可以预卜这次盛会的成功。

这四项“子题”其实也是对《绍兴史纲》进行评价的客观标准。为此,我为此书作序,就拟按“子题”对《史纲》作一点议论,在某些方面,或许还要在《史纲》以外作些泛论。

在地方文献资料的搜集方面,《史纲》作者确实尽了很大的努力。从卷末《主要参考书目》可以窥及,作者的搜集面是很广的,举凡正史、方志、文集、笔记等等都在其中,并且包括馆藏善本和钞本,可称洋洋大观。其中如《绍兴史迹风土丛谈》、《会稽县劝业所报告册》等,都是来之不易的珍稀资料。搜集是著述工作的第一步,对于《史纲》来说,广泛全面的搜集工作,成为全书内容充实的重要基础。

在这里我必须指出,地方文献的搜集工作存在很大的难处。由于地方文献种类繁多,篇幅零散,除了其中的`少数已经作过整理并出版以外,有很大部分都未经整理,也没有出版,而且往往流徙分散在各处甚至海外,其中有不少是稿本或钞本,常常使搜集工作面临不可逾越的困难。以地方志为例,这是一种各地皆有的地方文献。最近我在《关于编纂〈国外图书馆收藏中国地方志孤(善)本目录〉的建议―――并简介新近引回的顺冶〈秦州志〉》一文中,曾经记及了一段从国外引回志书的故事:

“我从上世纪80年代起,借出国访问讲学之便,曾引回过几种流散国外的孤本方志,其事实不足道,却蒙诸葛计先生的厚爱,在其所撰《稀见著录地方志概况―――关于合力编纂〈中国稀见著录方志提要〉的建议》一文中对我作了称赞。他说:‘八十年代最先从国外引回志书,而且引回志书种数最多的,则是杭州大学的著名地理学专家,方志专家陈桥驿教授。’他又说:‘曾记得,1983年,当陈桥驿先生从美国引回孤本志书―――乾隆本《越中杂识》在国内排印出版时,我国负责古籍整理领导工作的李一氓先生,曾以十分兴奋喜悦的心情说,这对古籍整理是很大的贡献。’诸葛计先生并其所引李一氓先生对我的表扬,我实在受之有愧。因为国外图书馆对公众完全开放,即使是珍稀版本,除正常的复制费外,也无额外索取。所以我的几次引回,都是不费周折的事。”

但这种“不费周折的事”,眼下在国内却不是如此。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受浙江省常山县之托,从日本宫内省图书寮(现已改名宫内厅图书馆)引回康熙《常山县志》刊本。宫内省图书寮是属于皇宫内的特殊藏书机关,起初估计有些困难,但结果顺利引回。遵常山县之嘱,在他们新修的《常山县志》写了一篇《从日本引回康熙〈常山县志〉纪略》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述及:

“国外图书馆的书刊复制,效率之高,收费之廉,甚至像宫内省图书寮这种性质特殊的图书馆和康熙《常山县志》这样的世上孤本,也同样如此。而如今在我们国内图书馆复制书刊,却常常困难横生。不必说世上孤本,只要版本稍属珍稀,其‘有偿服务’的‘偿’就会使人望书兴叹。对比之下,实在使人感慨不已。”

在另一篇《北美散记》中,我也写了一点有关这方面的对比和感慨:

“说起国外图书馆,有一点值得我们惭愧。我们这边,许多图书馆,取出一本书来就要钱,不管你看不看。稍稍珍稀一点的版本,要价就更吓人。我的一位研究生曾经抱怨说,假使当年英国图书馆也是这样,马克思这个穷汉恐怕也写不出《资本论》来。在国外,凡是我到过的地方,在馆内看书没有要钱的,不管你看的是什么版本。要复制,也不管是什么版本,按规定的同样价格收费”。

在绍兴地方文献的搜集中,也存在这样的例子。绍兴文理学院邹志方教授研究地方诗歌,成就甚著,已经先后出版了《历代名人咏柯岩》、《历代名人咏陆游》等著作。为了扩展和加深绍兴地方诗歌的研究,这些年来邹先生确实全力以赴,从事搜集工作。他在拙著《绍兴地方文献考录》中查到某图书馆藏有《山阴道上集》钞本三十四册,是该馆收藏的善本。全书收有绍兴府属八邑诗人达八百人之谱,其中当然有许多乡土诗。此书我曾于上世纪80年代之初在该馆披读,邹先生为此与我信札往返,希望复制此书,我也十分盼望此书能物归乡土。与收藏者联系以后,他们开出的复制天价,邹先生实在无力承担,令人扼腕系之。

傅振照先生在其《史纲》的著述中,引及地方文献甚多,搜集过程中遇到困难可以想见。所以“地方文献研讨会”中关于搜集的这个“子题”是值得共同商榷的一件大事和难事。这是地方文献研究中的一块绊脚石,是清贫的知识分子的一道很难逾越的路障。我不厌其烦地对此加以申述,也正因为此。

其次是地方文献的整理问题。地方文献如上述种类繁多,收藏零散,所以在搜集过程中,整理工作也要同时跟上。整理工作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学者利用地方文献研究一个专题,例如傅先生的《史纲》以地方史为研究对象,其所搜集,主要的是地方史料。按此书内容分越国及秦至清代两篇,其中越国篇包括传说、考古和文献几种来源,资料芜杂,来源各异,在整理过程中必须进行审慎的鉴核和细致的排比。秦至清代篇的资料主要来自各种文献,由于文献的来源和性质都有差异,也有很大的整理工作量。现在从《史纲》的内容充实和体例严谨等进行考察,可以看到作者在资料的整理工作中下了很大的功夫。

在地方文献的整理工作中,也有另外一些学者,专门以一个地方的散佚文献为整理对象,如张澍的《二酉堂集》和鲁迅的《会稽郡故书杂集》等均是其例。鲁迅在《杂集》序中说:“会稽故籍零落,至今未闻后贤为之纲纪,乃创就所见书传,刺取遗篇,累为一帙”。所以张澍和鲁迅的地方文献整理工作,其实是一种辑佚工作。往年我为傅振照、王志邦、王致涌三位先生辑注的《会稽方志集成》(团结出版社1992年出版)一书作序,我说:“辑佚是一种专门的学问,它涉及许多学术领域,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所以像《二酉堂集》和《会稽郡故书杂集》,既是地方文献的辑本,也是地方文献整理工作的杰出例子。

我个人在这方面也曾经做过些许工作,编撰了《绍兴地方文献考录》一书,于1983年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工作当然属于下里巴人之流,所以在此书《前言》中坦率地提出:“从整理地方文献的角度来说,编纂考录是最起码的工作。假使这一工作能够引起人们对越中地方文献的重视,或者能够在整理地方文献中起到点滴作用,那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慰藉。”因为我从事这种工作始于上世纪30年代之末,是在张澍和鲁迅的影响之下而从事的。其间虽然利用了公私书目四百余种,又跑遍了全国主要的图书馆。但是由于从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历次运动,无端被剥夺了二十年工作时间,所以全稿是在四十年之中断断续续地完成的,不仅文字体例有互不衔接之处,而特别重要的缺陷是没有把谱谍搜集在内。此外,1980年出版社索稿之前,我曾经编有一个详细的书目索引,以便使用者查阅,却不料在出版以后发现此索引竟被出版社删去,这当然是因为编辑先生没有做学问的经历,令人遗憾。

关于地方文献的整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是年代。因为不论是专题性的地方文献整理,如傅先生的《史纲》,或是一般性的整理,如拙编《考录》。在整理过程中,必然存在次序编排的问题。《史纲》本身就是一部年代著作,不仅资料需要按年代整理编排,撰述内容更必须有严格的年代依据。拙编中收入或存或佚的地方文献达一千二百种之谱,按性质分成十八类,每一类文献也都是按年代编排的。时至今日,由于地方文献的领域扩大,各地多有如放射性碳素、热释光之类的测年考古资料的积累,所以年代问题显得更为重要。不少地方的文献资料,既有历史时代的,也有史前时代的。在史前时代,我们可以按照地质学的年代划分,譬如说更新世或全新世,因为人类出现于更新世之初,而人类有组织的生产活动始于全新世。也可以按照考古学的年代划分,譬如说旧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至于历史年代,从我们国家来说,有共和元年以前的年代,也有共和元年以后的年代。对于共和元年以前的年代,不久前曾经花费巨资进行了所谓夏商周的断代工程。不过我的意见是,从宏观上说,我们宁可使用“五千年历史”的传统说法,因为这类“工程”所获得的数据,包括以前如东京《民报》或黄藻《黄帝魂》等所采用的黄帝纪年,我认为并不是科学的。我在拙作《浙江的历史时期与历史纪年》(《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二期)一文中曾经指出:

“至于中国的历史纪年,这是众所周知的西周共和元年(庚申,前841)。也有想把这个年份向上延伸的,愿望虽好,但恐怕没有可能。当然,现在大家都知道科学的测年手段,如放射性碳素、热释光、中子活化、铀系等等,日新月异。但是我们也知道作为‘年’的精确数值概念也早已测定:1回归年,即太阳中心在黄道上连续两次经过春分点(或夏至点、秋分点、冬至点)的间隔时间,其数值为365日5时48分46秒(365.2422日);1恒星年,即地球公转的恒星周期,也就是地球公转360。的周期,其数值为365日6时9分10秒(365.2564日)。太阳中心在黄道上转移和地球公转都有误差,这种误差数是‘秒值’(每遇这种情况,天文台都要‘安排’这一二秒误差数并且公告)。现在我们使用的任何一种科学测年手段,也都有误差,这种误差数是‘年值’、‘十年值’和‘百年值’。由此可知,在‘年’的数值如此精确的现代,要想通过科学的测年手段或其他考古学和历史学等方法,使中国的历史纪年从共和元年向上延伸,这显然是极度困难的。”

当然也会有人提出,共和元年及其以后的年代,是不是都有回归年或恒星年的依据呢?回答很简单:第一是没有;第二是因为这是约定俗成的传统,使用已久,不必计较。

“子目”的最后两个方面是研究和运用,这两者关系密切,可以合起来议论。地方文献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牵涉广泛,其中还包括许多神话传说,也有后来传写的许多以讹传讹,牵强附会的东西。在搜集、整理以后,必须经过研究,才能加以运用。《绍兴史纲》在这方面也有值得称道的例子。从历史文献来说,这个地区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周成王二十四年“于越来宾”,为时在公元前十一世纪之末。但这项资料出于今本《竹书纪年》,按文献来源价值不大。作者之所以重视这项资料,无疑是与地方传说相互印证的结果。《论衡・超奇篇》说:“白雉贡于越”。《异虚篇》说得更清楚:“周时,天下太平,越尝献雉于周公。”王充必然是根据越地的传说把“献雉”之事写入《论衡》的。他绝未见过《竹书》,在他的年代,《竹书》尚深埋于汲冢之中。周成王二十四年,周公已经归政,但在社会上仍有极高声望,所以传说作“献雉于周公”。以《竹书》与越地传说核对,可以说明“于越来宾”的记载不讹。

《史纲》对地方文献的研究和运用,值得重视的还在于作者对于神话传说与信史之间的处理方法。流传于这个地区的远古神话传说当然以禹的故事最为重要,这个神话故事虽然荒诞不经,但是内容生动,深入人心。对于这个故事的性质,前辈学者早有议论,如傅斯年所说:“盖禹是一种神道,即中国之Osris,禹鲧之说,本中国之创世传说”〔1〕。美籍俄罗斯汉学家卜弼德在其《试论中国上古的演变》〔2〕一文中也指出:“中国上古的洪水故事,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不过是个神话”。顾颉刚在《古史辨》中提出:“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越(会稽)。”在许多古籍中,诸如:“到大越,上茅山,大会稽,爵有功,封有德,更名茅山曰会稽”(《越绝书》);“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史记》);“登宛委之山,发金简之书,案金简玉字,得通水理”(《吴越春秋》)等等,不胜枚举。所有这些神话传说的地理背景都在越(会稽),所以《绍兴史纲》对此是无法回避的。《史纲》的撰述当然需要依靠绍兴地方文献,而对禹及其相关的一系列传说的记叙,实在是个棘手的问题。值得称道的是,由于作者对绍兴地方文献的研究精深,所以运用自如。《史纲》在这方面的记叙中,既讲清了这些神话的渊源脉络,也没有因此而损害科学的历史学。

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到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因为这项“工程”同样涉及夏这个朝代,而传说这个朝代是由治平洪水的禹建立起来的。在国内,不要说芸芸众生,即使在学术界,对于这项耗资巨大的“工程”似乎并不热心,见诸报刊的评论不多。倒是在国外,颇有些议论纷纷。当然,国外的议论是多数国内人所听不到的。至于网上的讨论,从理论上说大家都能看到,但实际上是,当前的社会潮流并不导向人们包括学术界对这类事情发生兴趣,而且由于网上使用的语言是英语,更增加了交流的难度,所以了解情况的人只是很少数。不过《中国文物报》曾在年6月6日以《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海外学术讨论纪实》为题,用一个整版的篇幅翻译摘登了国际网议的部分内容。我并不评论参加网议的这些国际学者们对“工程”的臧否,但这个版面的署名者刘星在版末《这场争论引起的若干思考》中有一段话,确实值得我们深思。他说:

“关于是否有夏、二里头是否夏以及二里头文化是否步入了国家社会等等问题,我们在上述的评论中已经多少表明了我们的立场。运用‘同代文字证明’的逻辑,我们只能对夏的存在打一个问号,因为目前还没有出土文字证明司马迁关于夏的记载是真实可靠的;同样,二里头是否夏,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我真佩服刘星先生的这段话,他确实说得既科学,又含蓄。“因为目前还没有出土文字证明司马迁关于夏的记载是真实可靠的”,所以,“我们只能对夏的存在打一个问号”。司马迁对夏说了些什么?《夏本纪》中抄录了《禹贡》全文,这里记录了大禹移山倒海的神功,竟把第四纪甚至第三纪的地质变迁都包罗在内。我在《大禹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序中谈到禹疏导黄河的神话:“黄河的上流在西戎,下流在东夷,神话当然不必计较谁管辖的问题,让禹从西戎的积石一直疏导万里,导到东夷的九河。其实黄河历来都用‘堙’的方法,如今郑州以下,黄河大堤高高在上,就是‘堙’的结果”。我在《水经注记载的禹迹》(《浙江学刊》第5期,以上二文均收入于《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出版)提到:“最引人入胜的是《史记》,《越世家》中说:‘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匈奴传》也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就这样,南蛮?舌,祝发文身的越王,与韦?毳幕,膻肉酪浆的单于,结成了一南一北的昆仲关系”。所以 我在《关于禹的传说及历来的争论》(《浙江学刊》1995年第4期,收入于《吴越文化论丛》)一文中曾把禹的第六世国君少康封他的庶子无余到越地作为越王的故事比喻为:“宛如近代维多利亚女王派遣一位总督到印度一样”。刘星先生的含蓄就在于此,等到那一天“同代文字”奇迹般地发掘出来以后,能够找得到司马迁记载的这些东西吗?

佛教经籍中有一种《维摩诘所说经》(简称《维摩经》)。往年我偶然见到一种汉文译本,只是毫不经意地随便翻翻,却在其中看到了一个天女散花的故事,颇能引人入胜。我才知道,原来天女散花之事,如同神禹“导河积石,至于龙门”一样,也是有出典的。不过对于“导河积石”一类的神话,由于内容枯燥,所以在读过地质学和古地理学一类的书以后,就不再想着它了,但是天女散花的故事,由于近年以来鲜花行业的兴旺,逢年过节,学校领导和学生们往往以花篮相赠。见花起意,不免要想到《维摩经》这种少为人见的佛教经籍。现在读到刘星先生《这场争论引起的若干思考》这一篇,倒是让我获得一种启发。二里头遗址,姑且不论它属于哪一级规模,但毕竟是一处让人看得到、摸得着、举世公认的古代文明遗迹,是一件客观存在的实体。逢年过节摆在舍下客厅中的这些花篮,与二里头当然不好相比,但是它们也同样是客观存在的实体。现在杭州市上的鲜花,其货源有来自当地的、邻县的,也有以空运来自广州和昆明的。来源不同,但是都可以查得清楚。绝对不会有哪一家花店,敢于打出《维摩经》的招牌,说他们的鲜花是天女散下来的。那末,二里头这个举世闻名的古代文明实体,又怎样与刘星先生所说的要“打一个问号”的夏挂起钩来呢?

我的比喻或许不伦不类,说我玩世不恭,这是很轻微的批评,因为欣赏《维摩经》天女散花为生动有趣,讨厌《禹贡》“奠高山大川”为枯燥乏味,乃是实足的数典忘祖。对此,因为我既然有这样的思想,所以并不计较。我之所以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主要是为了说明《史纲》作者对流传于绍兴一带的这类神话所作出的适当处理。因为在这一带流传的神禹故事,并不像《夏本纪》那样地板起面孔,而是饶有趣味的。例如禹到这里举行一次大会,召集全国诸侯前来参加,而防风氏迟到了一步,竟被斩首示众。绍兴的几种地方文献中,又描述了防风氏被“执行”的场景,由于此人身躯高大,刽子手的刀斧砍不着他的头颈,所以必须搭起一座高台,才能行刑。诸如此类的故事,在绍兴地方文献中还有不少,如前面所说,它们内容生动,深入人心。《史纲》当然可以撇开太史公和《禹贡》之类,但对于流传在这个地区的神话传说,却不能不作出交代。何况在拙作如《关于禹的传说与历来的争论》、《大禹研究序》等有关这方面的好几篇文章中,都曾提到过这类神话传说的积极意义。

我在此文开始就提出,《绍兴史纲》的嘱序和“地方文献学术研讨会”的邀请是一种学术上的巧合。我是在这种巧合中为《史纲》写序的,所以文字显然非常拉杂。因为既要说明《史纲》作为一种地方文献的卓越成就,又要就“地方文献学术研讨会”所提出的四项“子目”作点发挥。我撰文素不雅驯,所以此文,或许是两者都辞不达意。还请方家们批评指正。

〔出处〕 学术界 (6)

篇2：地方文献整序研究

地方文献整序研究

地方文献是以某一行政区划为范围的一种主要文献类型，具有显明的特征。它记载着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与文明，全面地反映一个地区的历史、发展和现状的全貌，并保存着极为丰富的史料和一批新型资料，对于未来的地区建设和发展将起着重大作用，对于地方文献进行整序是十分必要的，是当务之急的工作。所谓整序，即整理成序。地方文献其内容广泛，类别繁多，数量庞大，发行局限，严重影响着经验交流，知识传播，信息传递渠道的畅通。因此，使离散无序状态的地方文献，转化为有序化、系统化的可检体系的全过程，谓之地方文献整序。整序就是疏通地方文献流动渠道的工作，是地方文献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有效措施。地方文献整序形式与方法，多种多样，择其要者有五。

其一，目录式整序。即采用目录方法来整理地方文献，使之有序化、系统化，给读者提供准确、省时地查阅地方文献的检索工具。它主要有以协作形式编制，反映地方文献分布情况的地方文献联合目录，有专门记载一馆收藏的馆藏地方文献目录，有反映地方文献全貌的综合性地方文献目录，也有专门著录某一主题的专题地方文献目录。这些不同类型的地方文献目录，在文献收录上都有共同的要求：“全”、“准”，以提高地方文献的查全率和查准率。为此，应把整序工作重点放在：

一是处理好地方特色鲜明的和不鲜明的文献关系。它主要有（1）地方文献与学科文献，应注意收录有地方性，并能反映地方内容的学科文献；（2）地方文献与民族文献，应反映本地民族生活、民族交流等方面的文献；（3）地方文献与革命领袖著作，注意收录革命领袖著作中内容涉及地方事件和史事的论著，以及国家党政和地方党政的文件、法令、决议等文献，作为指导性的地方文献；（4）地方文献与人物传记，应收录对本地区有贡献有影响的包括外籍人士的的传记、著作、手稿、信札、日记、照片等资料；5）地方文献与文学创作、艺术作品，注重收录内容上反映本地区人民斗争生活和社会形态的小说、剧本、民族史诗、绘画雕刻等资料。

二是关于地方文献著录与排序问题。（1）关于规范性、标准化和统一化著录的问题。为早日实现地方文献管理的现代化，如机编、机检先进手段，要求编制地方文献目录，特别在著录与编排上，一定按照国家标准局颁发的规则进行，这些规则有GB3792―83《文献著录总则》、GB3792―83《检索期刊目录著录规则》、GB3860―83《文献主题标引规则》、GB3792一83《古籍著录规则》等，并遵循“中外文目录的统一”、“各图书情报部门目录的统一”、“各类型文献目录的统一”和“不同载体目录的统一”的“四个统一”原则。（2）地方文献的整体著录与单元著录问题。整体著录是揭示文献整体外部特征的一般著录，而单元著录则是深层次揭示书刊内所含有的地方知识单元，谓之分析著录。为使其目录文献的系统化和完整化，要特别注意后者的著录法的运用。单元著录使用范围：①文集、丛书、汇编、丛刊等多学科多内容的综合性图书；②书中无单行本的附录资料，如年谱、传略、碑文、行状等；③杂志、报纸及连续出版物。

其二，索引式整序。早在二十年代，胡适先生就提出用索引式整理古籍，他在《国学季刊宣言》中说，“索引式整理”是“把一切大部的书或不容易检查的书，一概编成索引，使人人能用古书”。这种方式用于地方文献，就叫地方文献索引式整序。其方法有两种，一是篇目的整序，如《湖南地方资料索引》、《陕西地方文献索引（1905-1949）》等，二是内容的整序，如《东、西、南、中沙岛名索引》、《北京地方志人物传记索引》等。这两种整序方法，尤其后者，对于地方文献资源深层次挖掘，起到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现重点谈谈地方文献内容整序方法与程序。

首先，依据需要，选准主题。应根据地方建设和发展需要，遵循“现实性、战略性和适用性”原则，从中选出一个内容作为索引编制主题，如配合新地方志编修地方地名索引、人名索引，就是很好的.索引选题。《湘潭地名录》对于湘潭地区的修志事业起了很大地推动作用。

其次，划定被索取文献范围。必须依据所确定的选题，从中选择最佳文献作为索引所索取的范围，其中有一书为限的，如中华书局出版的《元和郡县图志地名索引》，其索取的对象――地名：所索取对象的范围――《元和郡县图志》一书。有以地方文献群为范围的，如《天津地方志人物传记索引》，是将天津地区的所有方志文献内的人名作为索取对象的索引。

再次，钩标立目，组合款目。所谓构标立目，是在索引编制中将所索取地方知识单元，如地名、人名、书名、事件、专题、释志、掌故、土产等，从已定范围的文献内标析出来，以作为标目词用的过程。标目词的择取要做到无冗杂、无遗漏，紧要事在于细心地阅读，准确无误地获取可靠的标目词。

最后，组织排序，构建体系。篇目索引，内容丰富，覆盖面广，以学科分类与行政区划混合排序为最佳，而地方文献的内容索引，其款目之间是并列关系，应以横向序例为主，常见的是标目词的首字笔划、音序、号码等为主要排序法。

其三，辑佚式整序，辑佚是整理亡佚古籍的传统方法。我国古代文献散佚十分严重，不少靠辑佚方法保存了下来，其中就有一大批地方文献的辑佚。明嘉靖时沈敕纂《荆溪外记》，又辑周处《阳羡风土记》，开方志辑佚之风。清代王谟从古文献中辑出方志约五十余种，编入《汉唐地理丛钞》中，清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古方志有唐刘恂《岭表录》、宋周去非《岭外代答》等数十种。湖南善化陈运溶辑刊《麓山精舍丛书》，其中辑佚类有湖南地区的方志辑本《荆州记》、《荆湘地记》29种、《荆湖图绿》36种、粱宗懔的《荆楚岁时记》等。鲁迅根据家乡所见零散遗篇，辑有《会稽郡故事杂集》。这些辑佚体方志文献，是从传世的类书、古注、文注、会典、政书等书籍中所引的吉光片羽及有价值的佚文辑录出来，加以校勘、考证、注释、整理、汇编成册，使之恢复原书面貌，或部分旧观，成为地区文化研究的可靠史料，是地方文献资源开发与利用的重要形式。

地方文献辑佚式整序的显明特征，是在研究已知、分析已知和获取已知的基础上，力图恢复原佚文献全貌。为此要求（1）选准辑佚对象。首先，通过各种书目及其有关工具书，摸清方志文献散佚的底情。其次，进行考订、比较、验证后，从确实散佚文献中，选择有价值的、利用多的作为辑佚的对象。（2）广泛辑录佚文。学术性较高的著作，不仅常为同时代的学者征引，也是后人编纂类书或为古书作注释的主要依据。故在茫茫书林中有不少名亡而实不亡之文献，其中包括散佚的古方志文献。辑录方志佚文，主要有①传世类书，特别是唐宋时代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以及宋代“四大千”书等；②正史及其注，如《史记》、《史记注》、《汉书》、《汉书注》、《三国志注》等；③各类古注或文注，如《水经注》、《世说新语注》、《文选注》等，“皆信而有征者”。（3）构建辑佚体系。在辑录逸文佚句时，宁详勿略，宁全勿缺，校正谬误，理顺文路；加上标点，使之可读。佚文条目是组建辑佚体的单元，在组配佚文条目时，先要对原著体例作一番考证，若其体例不可考知者，重新条理组建，一般根据佚文性质、内容，选用不同的组合法，如有关郡邑先贤传记佚文，应以人物所处时代先后编排：反映一地区自然地理为内容的佚文，按现行行政区划排序最为适宜；记一地区文献的“艺文”佚文，最好是按其内容分类排序。编排法的作用在于固定佚文条目位置，构建起完整的有机体系，包括辑佚者撰写的序文或加的按语。辑佚按序是辑佚者在方志辑佚过程中所发现问题的说明，或对一条佚文考证、评述。如鲁迅在《会稽郡故事杂集》中给每种都写有序。《会稽先贤传》序：“《隋志》，《会稽典录》二十四卷，虞预撰。预字叔宁，余姚人。撰《晋书》四十余卷，《会稽典录》十篇，见《晋书》本传。《典录》，《宋史・艺文志》已不载，而宋人撰述，时见称引，又非出于转录。疑民间尚有其书，后遂湮昧。今搜得逸文，尚得七十二人，略依时代次第，析为二卷。”

其四，语录式整序。是指散见于文献中的有关地方内容的主题或事件资料，进行摘录。经过整理，汇编成册，直接为专题研究者提供原始文字的一种整序法。其名称有“选辑”、“专辑”、“史料”、“摘录”等，如《湖南地方志中的太平天国史料》、《湖南地方志民族资料》等。摘录文献范围是根据选题性质与大小而划定的，有的除一地区内容文献外，不包括其它类型文献，如1973年三联出版的《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就采自正史、实录和有关专著的资料，不仅限于本地文献。

语录式整序地方文献，除了选题准确适当外，还应精心阅读有关文献来获取资料。阅读范围广，摘录面就宽。如1986年出版的《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史料选辑）》，摘自汉文著作有《通典》、《唐会要》、《后汉书》、《通鉴》、《新元史》、《大清宣统政纪实录》、《大藏经》、《西藏考》等七十六种；藏文著作有《汉藏史集》、《红史》、《西藏王臣记》等五种；外文著作有日文、英文等十五种。精读要求逐段逐句，深化文意，有关字句，红笔标出，在卡片上，加上标点，标明出处。为便于读者顺利阅读和准确理解，对于摘文中难读难懂的地方，地名、典故、隐语、事件、风俗等，需要作简单注释，附在该条资料之后。最后，将所得资料进行编辑，包括文字校正、条目组织、目录拟定、序文撰写、封面设计等内容。要坚持科学性、系统性和使用性的编排原则。为查阅的方便，最好还应编制辅助索引，附在该书后面。

其五，综述式整序。即根据地方建设的需要，从一定时间和一定数量的有关文献，进行分析研究，提炼归纳，整理而成的再生体文献的全过程。它能使地方文献情报密集度高，信息量大，成为开发地方文献资源的良好形式，颇为地方领导和地方文化研究者所重视。采用这种形式来加工地方文献，首先要明确整序课题。其次要占有充足材料。搜取资料不仅包括地方内容的书刊、会议文献、政府文件、决议、法令等，还包括从实践中调查得来的第一手材料。其三要认真分析材料，做好鉴别，尤其调查得来的材料，要进行事实和数据的核实，提高可靠性和准确度。要对重点作比较分析，排比条理，筛选提炼，概括综合，形成综述编写的素材，要以简括语言，表达其内容主题，形成具有显明地方特色的综述文献。其中有专为地方领导层制定政策和建设规划作参考的专题综述，有专供地方科研人员选定主攻方向和制定科研规划的学术综述，有反映地方历史事件的综述，也有对某一地区作综合研究的综合性的综述。

近年来，全国各地区、各部门普遍注重本地区文献、本部门文献的整理、编印，供内部参考利用，其名称有“通讯”、“简报”、“信息”、“动态”、“史苑”、“汇编”、“史志”、“研究”等。其内容广博，数量巨大，这些以综述或汇编等形式整序出来的限于本地发行的地方内部书刊、就其内容说、包括地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体育、民族、宗教等诸方面；就其资料源说，有的是从地方档案中整理出来的，有的是从近现代史料中挖掘出来的，更多的是从社会实践中实地调研得来的，因此，资料的可靠性大，对地方建设和未来的历史研究，将起着“顾问”、“参谋”和“智囊”的重要作用。

〔出处〕 图书馆 1993（1）

篇3：论公共图书馆的特色――兼谈地方文献

论公共图书馆的特色――兼谈地方文献

目前，社会已经进入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提高，信息网络的不断完善，人们对信息处理的需求越来越高。由此，图书馆作为信息收集与传播的枢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如何发展？如何满足社会的需求？这已成为图书馆同仁研究的首要问题。我国从80年代的开放，到90年代的改革。在这段时间里，图书馆界的同仁，经过不断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一个共识，这就是：信息资源的久享是社会的需求；建立“特色”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方向。

1、特色的概念

图书馆界近几年来，对“特色”这一概念的理解，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归纳为三个方面：

其一，“独有论”，此观点主张“人无我有”的特色。即单一、独特的，只有自己具备，而别人不具备的特色。并在此基础上，以独家经营的方式建立这个特色。

其二，“优质论”。此观点主张“人有我优”的特色。即选择自己优势的信息资源，进行重点建设。以求其质量优于其它同行，最终形成自己的特色。

其三，“综合论”。此观点主张，在图书馆的各项工作中，以新颖的方式与方法，获取显著的服务效果，综合体现它的特色。

本文认为：对“特色”的概念，应用相对的观点去理解。如：

①从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来确定“特色”。中国对于世界，可称为中国特色，我国的各省、市、自治区对于全国，可称为地方特色。

②从社会分工与社会需求来确定“特色”。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都是社会信息的收集、整理与传播的机构。它们对于信息资源整体，都有各自的特色，我国的公共图书馆系统、高教图书馆系统。社科院图书馆系统对于图书馆整体，可称为三大特色系统。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与社会分工的需要，形成了信息处理机构依据不同的社会需求，从而建立起信息服务的不同特色。

2、公共图书馆特色的现状与分析

公共图书馆是综合性的图书馆，它对全社会开放，它在采集信息资源时，不论是新学科、高科技、还是基础知识、人众文化一律兼收，其范围十分广泛。因此，各省市图书馆都在积极的进行探索与实践，以便寻找出各自的特色。

2．1 公共图书馆特色的现状

目前，从公共图书馆“特色”的现状看，有以下几种类型：

①有的图书馆，以电子出版物为特色，建立电子出版物阅览室，并将它与世界电子信息网络互联，为读者提供本馆与社会的信息资源。

②有的图书馆，以建立数据库为特色。将本馆的书目索引或某类专题的书目索引组建成数据库，并与世界电子信息网络互联，以便扩大读者的范围，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③有的图书馆，以地方文献为特色，成立了从信息的采集到信息的服务，一套独立运行的业务机构。

④有的图书馆，依据社会的需求，与大专院校的科研单位联合，组建小型的专科图书馆，开展专题服务以形成特色。

⑤有的地区，根据经济的发展需要，由地方行政机构筹建一批小型的专业性公共图书馆，即服装图书馆、医药图书馆等。

总之，以上这些单位对图书馆特色的探索与实践是十分有益的，它能使我们对图书馆特色的内涵有看更深刻的理解。

2．2公共图书馆特色的分析

对建立公共图书馆的特色，需要有一个统一认识的过程。因各省市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不同；各公共图书馆环境与人力、物力的条件不同，必然产生对图书馆特色内涵的不同理解。所以，对目前各馆建立的不同特色，应进行仔细地分析与研究，从中归纳出统一的认识。

2．2．1公共图书馆职能的分析

建立特色是图书馆长期发展的战略，其目的是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首先，我们应从图书馆在信息社会中担负的职责分析。

图书馆担负着4种职能。

①采集与存贮信息资源的职能。

②社会教育的职能。

③文化消遣的职能。

④信息中介的职能。

此外，我国对省市公共图书馆还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即应担负采集与存贮地方文献的职员。

从图书馆的职能来分析，省市公共图书馆与其类型他图书馆相同，没有区别。但从采集与存贮地方文献的职责来分析，这个职责不仅是独特，同时，也是社会分工的需要。因此，地方文献成为省市公共图书馆的优势，其他类型图书馆与其无法竞争。

2．2．2从特色的时效性分析

建立特色是图书馆长期发展的战略。因此，特色一旦建立以来，它的时效性应是长期性的、永久性的。在这个方面，那些尝试着以建立专业公共图书馆为特色的单位，应该予以注意。其所建的特色图书馆，是否能与专业系统的图书馆竞争？是否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长存？而地方文献不仅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且大量的`现行文献资源还在不断的产主。它符合长期发展的条件。

2．2. 3从信息资源与信息处理技术的关系分析。

信息资源是图书馆之本。在信息社会里，图书馆离开了信息资源，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信息处理技术是图书馆对信息资源，进行加工、整序与传播时，所应用的技术手段、方式与方法，目前，确定有特色的、有竞争力的、能长期发展的信息资源，是建立公共图书馆特色的首要问题。地方文献与其他信息资源相比较，它不论在内容与类型上有着独特的地方。同时，它还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与使用价值。因此，地方文献应是省市公共图书馆所需建立的特色。信息处理技术是图书馆发展的必要条件，图书馆只有不断地，更新与掌握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才能使信息资源得以增值，并充分它的发挥社会效益。

3．地方文献的特色

3. 1地方文献的概念

地方文献是以地方区域与使用价值来划分、确定的信息资源。即，凡是内容涉及或反映某一地方区域，同时又具备使用价值的信息资源，都可称为地方文献。它不受文种的限制，不受信息载体的形式限制。

3. 2地方文献的特点

地方文献与其他文献相比较，地域性是它的最大特点。除此以外，地方文献的特点还表现为：文献内容的客观性、出版形式的多样性。

3．2．1地方文献内容的客观性

地方文献的内容十分广泛，其内容多数是用笔记、实录、传记、回忆录、社会调查、会议录、通迅录、年鉴、大事记、纪念册等方式，来进行客观描述的地方史料。例如：地方志，它客观地综合记录了某地方的全貌。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历史传统，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是记载一个地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历史到现实，从人物到风貌，一应俱全的全面、系统、准确的社会大观的综录。古人曾概括地方志可以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编修新方志，将为我们党政领导提供翔实可靠的市情、区情、县情，为认识城市、研究城市、管理城市，为地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为推进改革开放、振兴、建设上海起到积极的作用。古人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就是这个道理。”国外的政府与学术机构，对我国的方志也十分重视。早在本世纪切，它们就开始收集我国的方志，至今也没有停止。

3. 2. 2文献出版形式的多样性

文献以出版形式来区分，可分为公开性出版物和非公开性出版物。地方文献中存有大量的非公开性出版物。这些出版物涉及的范围很广，可归纳为三大系统：

其一：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党政机关有党史、革命史与地方法规，条令等出版物：企事业单位有科研机构的调研报告、科研课题与企业的厂史、厂报、纪念册等出版物。

其二，教育院校。高教院校有校史、校报、学位论文及校友通讯录等出版物：普教学校有中、小学校的校史、纪念册等出版物。

其三，对会团体。社会团体分为学术团体与民间团体。学术团体有会员通讯录、学术刊物与学术会议的论文集等出版物；民间团体有团体简介、通讯录、纪念册等出版物。

以上：这些非公开出版物，因出版量很小，在社会上也很少流通。所以，它们是较为珍贵的地方史料。

4. 建立公共图书馆的特色地方文献

在信息化的社会里，任何一个省市级公共图书馆都不可能将社会的信息资源收集齐全，它们只有按照杜会需求的分工的不同，根据自身的优势建立各自特色的信息资源--地方文献。同时，将这些特色的信息资源组建数据库，经过信息网络的协调，建立共享机制。最后，以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的目的。

综上所述；建立我国公共图书馆的特色地方文献势在必行。地方文献不仅本身具有看待色，而且。还是公共图书馆依据社会的分工，所负有的职责。我国的公共图书馆系统，一旦建立起地方文献特色：并利用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组建成地方文献数据库网络。这必将会在国内外中主较大的影响，同时也体现出我国公共图书馆在社会中的价值。

参考文献

l．地方志基础知识选编／郭凤岐主编--天津社会科学院。 1994．10

2．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韩朴编著--文津出版社。1992．10

3．我国近年来公共图书馆特色服务概略／秦珂。--云南图书馆季刊。79.1

4．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吴慰慈，罗志勇--中国图书馆学报。.9

〔出处〕 地方文献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论文

篇4：论西部开发中陕北地方文献的搜集与

论西部开发中陕北地方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1 西部开发,陕北持续稳定发展,这一切要求陕北进行经济与文化并重的生态化建设

由于物质的贫困和地理环境的阻隔,陕北保持了较好的区域文化生态。但是,长期以来陕北贫困的经济带来了贫困的文化。这种贫困经济和贫困文化的恶性循环,不但进一步恶化了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又时刻侵蚀着民族的传统文化生态。因此,贫穷成为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杀手,相对于自然生态来讲,人文生态的破坏其恢复和重建则更为艰难,物质形态的保护具有可操作性,而观念形态的文化承传与改造则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随着西部开发的进一步深入,陕北经济必然得到快速的发展,同时也为陕北文化的保护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应是促进西部经济的繁荣以及西部优秀文化的伟大复兴。因为区域文化是各自然区域人民赖以生存和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精神源泉,它具有物质经济和自然条件无法替代的价值和功能。而图书情报部门正是使区域文化能够完整地存留下来并提供文化生态范式的一个文化传承载体。因此,在西部大开发中,图书情报部门亟需加速收集、整理反映陕北地方文化方方面面的陕北地方文献,这样有助于当地经济文化的规律性发展,同时也给图书情报部门的传承使命注入了时代的活力。

2 陕北地方文献与陕北地方文化的关系

2.1 陕北地方文献的产生基础是陕北地方文化

陕北地方文献的首要特征是地域性。它在内容上涉及陕北的自然与社会基本情况,以不同的题材和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层面,系统反映了陕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地理、民族、风俗、民情、宗教等区域特色,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广博性、实践性、资料性、翔实性等特征。而所谓的陕北地方文化,从广义上说,是陕北在其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看,陕北地方文献就是对陕北地方文化的记录和反映―――它的内容恰恰包容了陕北在各个时代的各个方面的情况。陕北地方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与独特的人文品格,能够反映陕北人民生产斗争、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有相当大的影响和优势,具有一定审美价值的并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项目。从这个意义上讲,陕北地方文献是有关陕北地方特色文化的记录,陕北地方文化是这部分地方文献的源泉。

陕北地方文献本身就是陕北地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物质层面和心理层面相结合的部分。因此,它们二者是积淀历史、记录陕北人民的认识和实践,并传承于现代与未来,服务于社会的精神财富。发展陕北文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收集、整理、保存并开发利用好当地的地方文献。

2.2 陕北地方文献对地方文化的作用

2.2.1 陕北地方文献对当地群众心理的影响

陕北人自古古道热肠,沉郁内忍,强悍坚毅,毫不屈服。贫瘠的黄土地造就了他们孤独自强的心理内力和阳刚雄宏的生命气质。我们说陕北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精神面貌是陕北地方文化最深层面的显现。那么,陕北地方文献在形成当地文化的层面起了怎样的作用呢?

2.2.1.1 增强了陕北人爱乡爱国意识和民族自尊心

陕北有着令当地人民和中华儿女为之骄傲的辉煌历史。这些历史上的辉煌事实正是靠地方文献如实记录和流传下来,让后人了解,对形成当地人民的自尊心和自豪感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记述陕北现实情况的地方文献,使人们了解了家乡的发展和建设状况,更加强了人们的爱乡情、爱国心,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家乡的现代化建设之中。这一点在西部开发热潮兴起的今天,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2.1.2 满足当地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

陕北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人物事迹、历史掌故,这已构成了当地人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成为当地人们生产、生活的必备条件和自然特色。

2.2.2 陕北地方文献对当地物质文化建设的作用工作研究

2.2.2.1 保持和发扬陕北地方原有的物质文化特色

陕北地方文献记录了当地原有的物质文化特色,它记录了这种特色的形成原因、发展基础,以及当地经过长期的奋斗所取得的成就、形成的经验。这种经验对保持和发扬当地的物质文化特色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是必不可少的基础。

2.2.2.2 为建设新的物质文化提供动力

西部大开发中的陕北大开发,必须最大限度地挖掘当地信息潜力,而地方文献正是了解地方资源的分布状况,从而选择其新的发展点的'知识宝库。陕北地方文献可以为认识陕北的历史和现状提供可靠资料;可以为陕北地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决策、规划及实施提供以资借鉴的经验。陕北地方文献对本地区政权组织、机构情况、历代沿革变迁都有详细记载,是研究陕北地方典章制度、政治史不可缺少的资料;陕北地方文献记载了当地风俗习惯、名山、名胜等,对研究地方风俗史、旅游资源的开发有很大帮助;陕北地方文献提供了当地民俗的生活、风俗习惯、生产等资料,对民族史研究有很大帮助;许多人物传记资料,正史上不记载或语焉不详,往往能在地方文献中找到,陕北地方文献还记载了大量的文化艺术资料,记载有古迹、艺术、歌谣、诗文、农谚,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对当地人民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是地方文化史的重要内容;对科技文献的记载也是研究地方科技发展史的必要材料。

2.2.3 陕北地方文献对继承和发扬地方特色文化艺术的作用

我们说,陕北特色文艺的形式主要包括剪纸、雕塑、布堆画、农民画、陕北民歌、安塞腰鼓、陕北说书、饮食、方言等内容。这些地方特色文化艺术形式,现在已经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喜爱,并在世界范围内也有着广泛的影响。继承和发扬这些优秀地方文化遗产,对陕北特色文化项目的发扬光大,并构筑起更加显著的文化优势和更加显明的民族特色无疑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3 如何进行陕北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

3.1 陕北地方文献大体可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3.1.1 陕北地方出版机构的出版物,主要指陕西省、延安和榆林市及当地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出版物。

3.1.2 地方作者的著作。地方作者指在该地区出生或不在该地区出生却在该地区较长期生活和工作的作者,其作品可归入陕北地方文献。

3.1.3 古今中外论述本地区内容的著作。如意大利族行家马可・波罗游历几遍中国,曾至新疆、甘、陕等地,《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了以上各地的风土人情、资源生产等情况。近、当代科学进步、交通发达、信息流通更快,无论本地区的人论述本地区的人、事、物,抑或外地区乃至外国人论述本地区内容的著述日益增多,这些都应归属于地方文献。

3.2 搜集、整理陕北地方文献的途径

3.2.1 对地方志的搜集

地方志,或称方志,是我国传统的一种记述地方情况的史书。它是以地域为单位(主要是行政区划),按一定体例,综合记载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自然方面的书籍。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共录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190个公共、科研、大专院校图书馆、博物馆、文史馆、档案馆等所收藏我国历代地方志(截至1949年)8200余种,收录范围包括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里志、里镇志、卫志、所志、关志、岛屿志等。后来,还有许多新编陕北县志、乡土志、地区志等。

3.2.2 专 著

建国以来,较早编印的地方文献书目《中国边疆图籍录》就著录了古今专著和地图数千种。书中有西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资料等。专著的信息量大、密度高,对于社会决策和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是社会科学的重要信息源。

3.2.3 报 刊

各地方报纸具有地方文献作用,全国性的报纸也有部分地方内容。如果能对报纸报道的材料或长期积累,或系统查阅,对我们搜集陕北地方文献更有益处。延安地区报纸有:延安县报、延川报、安塞报等。榆林地区报纸有《上郡日报》、《抗战报》、《榆林报》、《米脂报》等。

期刊主要有学术性刊物、政治理论性刊物和评论性刊物。由于期刊的出版周期短,对新知识反映快,兼容性强等特点,特别是其具有与现代科学发展一致性的优点,所以对社会科学研究的作用愈来愈大。仅延安地区期刊有:《解放》周刊、《共产党人》、《草叶》、《延安文学》等。

3.2.4 工具书

工具书是供人们查阅检索,作为参考工具使用的一种图书。它是科学研究和工作时不可缺少的参考性检索工具。要搜集地方性资料,除查阅一般性工具书以外,还应注意使用有关地区的工具书。

3.2.5 统计资料

它是通过对某一现象有关的数据的搜集、整理、计算和分析得出的统计数据。它可以是单项的,也可以是综合的。如1993～1994年编印《延安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经济发展统计资料》。

3.2.6 档 案

它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自然形成的“第一手材料”,是社会历史的真实记录,具有重要凭证作用。有时,档案比普通文献的利用价值还要高一些。它是一种数量庞大的信息资料,是长期积累保存下来的宝贵文献,我们应充分进行利用。

我国除中央档案馆以外,各地区也都设有地方档案馆,如陕西省档案馆、延安、榆林地、县档案馆,另外,1986年,新建米脂、神木县档案库。陕北档案资料包括两个部分:历史档案和建国后档案。

〔出处〕 现代情报20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