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对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

【简介】感谢网友“爱吃水蜜桃”参与投稿，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对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共9篇），欢迎参阅，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篇1：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对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

引言

梁漱溟先生被称为“最后的儒家”。在人们的脑海里，梁漱溟先生有四种形象，哲学思想家、乡村建设运动领袖、政治上的中间派，以及50年代知名的受害者（艾恺，:1）。但梁漱溟先生一直以“我不是学问家而是实干家”自居，他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在当时中国的救国方案中独树一帜。他很少“坐而论道”，提倡关注社会问题，一有所悟便去力行。

对梁漱溟先生的乡建思想和实践做过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梁漱溟先生和他的追随者更像乡村的社会工作者，他的乡村建设实践中贯穿着一套助人模式。目前，学术界也有人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崔效辉在《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切入点：农村社会工作》一文 中，明确提出了乡村建设运动也是一场本土化色彩浓厚的中国社会工作探索运动。我们在本文中拟从理念、过程和方法这三个层面来明确这种认识。

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体现的助人模式理念建立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乡约精神――“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之上（梁漱溟先生对乡约精神进行了符合时代需要的改造），通过在乡村基层重建文化，村民实现自救，也即是达到“助人自助”的目标。梁漱溟先生认为，“总言之，救济乡村便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至于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意义所在。”（梁漱溟，1989：611）从具体的过程来看，乡村建设以乡农学校为主，通过教育使农民自觉，让农民自己去建设乡村自治、乡村自卫、乡村教育、农业改良、农村金融、合作组织培育、乡村卫生事业以及风俗改良等方面，从而解决农村的社会问题。从方法上，其以小范围的乡村为起点，采用乡农学校的组织形式。一方面使农民习惯并适应团体生活，另一方面，引进西方科学的知识方法。“但怎样才能把知识方法学进来？这就要靠乡村组织做到‘使内地乡村社会与外面世界相交通’这一点”（梁漱溟，1989：646）。以此改变乡村贫困问题，把乡约中消极的互助精神改变为积极的团体救助政策。总之，从理念、过程、方法来看，梁先生的乡建思想和实践“蕴涵着一种生长于本土的，与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文化传统相适应的有效的、制度化的助人模式” 。（王思斌，:57）按照王思斌教授的定义，我们可称之为本土性乡村社会工作。而这一点，目前学界并未有人进行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将其同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联系起来。

有关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研究，从理论的角度，有的学者对社会工作本土化和本土性社会工作的概念作比较，并对我国内地的本土性社会工作做理想类型的划分，如王思斌教授将助人系统分为“民间系统”和“政府系统”（王思斌，2001:58）。从实践的角度，有些学者深切探论社会工作中国化的重要性、具体途径和成功经验，如从社会工作教学基地的建设方面谈对西方社工精神移植中国本土的重要性（李洪涛，1996:23-24）；还有从上海市社会工作的实务为例，提出中国社会工作实现本土化的必然途径应注重政府主导下的社区社会工作发展，并以社会发展为主题（张昱，：8-12）。此外，也有通过对不同文化中妇女自我概念的实证研究，探讨中国本土化社会工作特别是妇女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刘梦，2001：28）。但我们认为这些对本土化的讨论偏重于现状和展望，而没有很好的反思社会工作在我国独特的历史过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的确蕴涵着一套中国社会工作的助人模式，目前我们在思考和探索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道路时，反观这段历史对我们是极其有意义的，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的目的是重温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的思想和实践，来谈它对当前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

启示一：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念：个人道德――社会和谐

梁漱溟所著的《东西方文化和哲学》中体现出来的哲学思想是乡村建设理论的哲学基础。1931年梁漱溟在山东建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该研究院设立的宗旨是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解决当时的社会实际问题。即是“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为此，他通过建立能够沟通调和中西文化的乡村组织，引导农民通过自身努力创造新的道德风尚和规范，利用合作生产，相互救助，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梁漱溟先生清楚的认识到西方的理念与中国精神的不同，主张通过调和二者来构建新的团体理论。他说，“我们中国现在所急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团体组织，就是要往团体组织里去变；而求得团体组织之道，在中国是必须发挥伦理关系，发挥义务观念。换句话说，就是必须以中国的老道理为根本精神。恰巧现在西洋的团体组织之道也正在那里变：由‘权利观念’变为‘义务观念’，这样一来，便与我们相合了。”（梁漱溟，1989：665）可见梁漱溟的乡村社会工作的哲学基础便有了传统的儒家理念和西方团体主义精神调和的味道。

相比较而言，我国当前的社会工作者虽认识到西方社会工作的哲学基础（主要是来源于新教伦理、费边主义和西方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在我国2 0多年的社会工作实践中，鲜有学者明确提出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应有的哲学基础，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念模糊不清。以至于有学者断言：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了20多年，进展缓慢，现在看来，正是因为我们提出了所谓的社会工作本土化，导致我们走了弯路。

但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走了弯路是事实，不过本土化本身没有错，错在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很好的回答本土化的基本问题，如哲学基础和理念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对本土化的理解不清。崔效辉在《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切入点：农村社会工作》一文中指出，所谓本土化就是在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基础上，把来自国外的社工理论、方法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有机结合起来，使这种结合后的社工理论、方法能够有效地服务中国的社会。我们认为其中还有一个更基础的结合问题――西方社工理念同中国的本土理念的结合。大陆的社会工作研究者和实践者，似乎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一直忽视了这个问题。在强调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同时，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这样一些问题：作为救助、矫治和发展的中国社会工作有哲学基础做支撑吗？如果没有解决理念问题，社会工作职业化在我国发展下去会不会导致功利化？换言之，没有适合本土社会的社会救助理念，一味注重移植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向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最后我们会不会面临这样一种困境：社会工作本身被方法异化、社会工作者本身变得功利化。笔者之一曾在一次全国社会工作师资培训班上，听到一位学员谈他对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看法，他的大意是如果是他的小孩，绝不会让他学社会工作专业，理由很简单，“父母平均花费5-6万元培养自己的孩子读这样的专业出来，去从事社区工作，工资报酬、社会地位那么低，岂不是浪费。

”当时在座的闻者对他的说法多表示附和。可见，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念，我们这些从事第一线教学研究的社会工作者还未能明确，提专业化、职业化是不是太早了？或者说这样的专业化、职业化后的中国社会工作还是社会工作吗？同时，对自发的民间救助团体也无法进行高度的整合。

结合以上分析，我们的确面临着一个困境：如何确立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念？其实梁漱溟先生在他展开乡村社会工作之前，也面临同我们一样的困境，不过梁先生明确了乡村建设、乡村社会工作的理念，这对于我国的社会工作本土化是很有启示意义的。我们尝试着认为，中国社会工作的理念要既高且明确――以发明和完善个人道德为始，调和西方理念和本土文化价值观念，用本土性的自身理论和方法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进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完善与和谐。

启示二：发展基层社会工作组织，增强社会工作者的沟通能力

梁漱溟将乡村建设运动的起点放在农村，建立乡村自发救助系统，解决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贫困问题，进而向现代化迈进。他创造了一种以新文化为基础的团体组织，即“乡村组织”，乡村组织的具体办法是――村学乡学，亦即乡农学校。所谓乡农学校，即在村建立村学，在乡建立乡学，将学校与政权机构合为一体。其“意在组织乡村，却不想以硬性的法令规定其组织间的分际关系，而想养成一种新礼俗，形著其组织关系于柔性的习惯之上。”（梁漱溟，1933：105-124）有学者认为：“梁漱溟希望的是通过学校中心废除官僚主义政府这个农民的祸根，相反，通过学校这种组织形式以及在作为教师而与农民相联系的乡建干部，政府就将与农民相联系。‘政府学校化’将反过来导致‘社会学校化’，这样就能将农村改造成为一个儒家集体主义思想的大学校。这种态度是设法打消农民对政府及公共事业那种传统的疑虑和敌视，而代之以农民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非传统的能动主义。通过村一级的参与民主，政治的力量将自地方有组织的民众，上达于与国家；而不再是发自上层庞大的官僚机构所分布的官方命令。”（艾恺，1996：254）

乡农学校的组织由四部分人构成，学众（全体乡民）、学长（监督训导）、学董（行政管理）、教员（乡学又有辅导员）（乡村社会工作者）。用梁先生的话来说，“这四部分人就是四个独立不同的作用，……。这四个独立不同的作用，还可以各用一个名词来代表他，就是：学众即立法作用；学董即行政作用；学长即监督教训作用；教员即推动设计作用。”（梁漱溟，1989：697）

总而言之，他试图以乡农学校的组织形式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引入农村，引导农民联合，实现乡村和农民自力。另外也需要经过训练，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乡村社会工作者进行引导和教化。由此可见，梁漱溟淡化了政府组织的介入，他的乡农学校用今天的眼光看来，颇似非政府组织。其中的教员和辅导员是新文化的体现者，“他们多半是外来的人（不是本村或本乡的人），他们多半是在研究院受过训练或讲习的。换句话说，他们都是大的团体（乡村运动团体）分派出去负责使命作新的运动的。他们都负着帮助乡下人的使命，他们得到后方大团体的帮助――材料与方法的供给，然后再用以帮助乡下人。”（梁漱溟，1989：687）从这一点来看，他们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

联系到目前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现状，社会工作的发展太重视政府的主导作用，这明显不符合“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趋势。基层社会工作组织没有发展起来，各社区委员会没有转变角色，不能成为中国社会工作基层组织的主导力量。目前来看，基层社会工作组织主要以非政府组织（NGO）和非盈利组织（NPO）的形式在发展，但发展缓慢，举步维艰。原因在于，一方面组织中的社会工作者缺乏专业训练，理想主义精神不足；另一方面是政府对独立的第三部门发展支持不足。在西方，非政府组织是社会工作的主要载体，但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现代化程度同西方有所不同，因此如何发展出有本土特色的非政府组织，也将是目前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一个难点；同时，民众对社会工作的误解也比较普遍，如“认为咨询员是法院的法官，可以申张正气，是街道的调解员可以在两边做说服工作。当得知我们是妇联学院办的机构，就将我们当作专为受气妇女撑腰、出气、打官司的娘家人。误解和过高的期望为工作带来了难度”（李洪涛，1996b:24）。这些问题都说明了目前我国的基层社会工作组织还能发挥出社会工作应有的功能。

梁漱溟的乡建思想和实践对团体的科学精神的强调，对乡村社会工作者理想主义精神的培养和专业训练，对我们社会工作本土化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通过淡化政府对社会工作的介入行为，以基层社会工作组织为起点（如大力进行社区建设和发展NGO），发动基层群体能动作用，使过去由自上而下政府引导福利发展转为自下而上的自我救助，这对市民社会发展程度不足，建设资金匮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一些地方的成功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张昱以上海社会工作发展为例，指出，“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把一些社会事务放到社会中，希望社会自己解决一些自己的事务。……那么，在社会建设中，应该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体承接政府返回的社会事务？矫正社会工作、禁毒社会工作、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体系的建设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即通过组建社会团体的方式承接由政府下放的社会事实。……这些思想和实践已经超越了以往由政府直接管理这些事务，由政府直接为对象提供服务的行政模式，具有重大的创新意义。”（张昱，2004：9-10）

启示三 立足本土，从传统中国文化中寻求社会工作的具体方案和方法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两大轴心是乡农学校和合作运动。他所建立的民间自我救助系统的核心是乡农学校，这种组织模式或曰具体方案是梁漱溟先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出来的。他在山东菏泽中学的改革，正可以看成是整个社会改革方案的一个缩影。

在这样的学校中，其“谋求的是对整个人的教育――感情和道德上的指导及知识上的丰富，……学校也强调小组――这种存在与学生之间及师生之间的非组织性的相互影响”（艾恺，1996:153）。后来，梁漱溟认识到“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的乡约精神过于强调个人道德素质，而相对缺乏社会责任感。同西方相比，中国缺乏的是团体生活，中国人没有纪律习惯，没有组织能力。因而他认为在借助传统的乡约时，要改变其中的义务观念，“这个义务观念与以前说的义务观念又不是同一点，以前所说的义务观念只是此人与彼人彼此个人间的（如父对子，子对父，君对臣，臣对君等）；而现在要有的是：个人对团体，团体对个人的义务观念”（梁漱溟，1989：664）。为此，他在具体的方案中加入培养社会成员组织观念和使其适应团体生活的内容。如“学生坚持写日记，记录感情、道德及学业上的情况，这个日记要交给班主任看，通过看日记，班主任了解了学生的内心生活，就有充分的准备给他们进行帮助。”（艾恺，1996:169）这些方法同西方社会工作中的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的方法有相通之处。

在如何使公众成为团体的一分子，他提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要对团体其他成员有关切心；其二是关心过问团体的公事不放松。其中的关切心，可以与现代社会工作中强调的同理心进行比较。“所谓‘关切心’，就是说，团体里面的每个份子，对于团体的事都要知道关切注意。”（梁漱溟，1989：679）。当然，关切心

与同理心不是一个概念。同理心（Empathy）意思是“移情作用”，同理心是做好社会工作的前提。同理是一种设身处地的态度，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来理解其行为与感受。可见关切心是同理心的前提条件，同理心是关切心在面对面的互动层面具体而微的体现。因而，我们在社会工作中强调同理心的伦理价值时，需要先注意对关切心的培养。

此外，梁先生还提出乡农学校不用无情义的方法，偏重德教而不是法律，多用教育而少用法律解决问题。如《村学乡学须知》中所说：“学长是要领导众人学好的。凡不学好的人应本爱惜他之心而训饬他。或背地里规劝他，不令人知，以给他面子，不要等他小恶养成大恶，触犯刑罪！”这样的方法对于社会工作者仍有现实意义。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正在试图以传统心理来面对现代社会，因此，人情、面子、关系乃至情理是交往的准则。如果简单套用西方贯穿理性主义主线的社工理论和方法，恐怕是难以操作的。

概而言之，梁漱溟通过建设调和东、西精神和理念的乡村组织，把散漫落后的乡村社会改造成一个蕴涵新的义务观念的团体组织。具体方案是建设乡学、村学、即乡农学校，把乡约中消极的互助行为改变为积极的救助行动，民众通过合作的方式来发展农村的生产力，逐步解决乡村的贫困问题，继而改造整个社会，实现乡村建设运动的最终目标。并使个人生命和生活有所保障，个人能力和人格受到尊重。

我国社会工作发展了20余年，尽管有本土化的旗帜，也认识到西方的社会工作具体方案和方法不具有文化适应性。但在目前200多所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大专院校中，课堂上仍传授的是西方的社会工作方案和方法，教学和实践相脱节。其中有个别院校的教学实践基地对自己定位不清，似沦为咨询一类的心理医生角色。国内学者，如刘梦教授强调，“为了使社会工作扮演更有效的角色，社会工作教育者应该重新定义社会工作实务的重点、知识和价值基础，在发达国家引进知识和实务过程中，社会工作教育者应该重新定义西方的概念，如社区、人在环境中等，他们需要修订和发展出植根于本土的社会经济环境的概念性框架和方法论。”（刘梦，2001：28）但目前，这样的工作还没有引起本土社会工作者的重视，也没有人去很好的反思我国本土性的社会工作，以便可以从中发展出一套适合我们中国社会工作的概念体系、理论方法和具体方案。王思斌教授曾提出过亲友互济系统及其群体力量投入的本土性社工方案和方法，但并引起大家认真关注这一问题。

刘梦教授的主张可以称的上是对梁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实践的本土特色给予了一个的高度概括。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仍有现实意义，他的思想和实践启示我们，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应立足本土，从传统文化中寻求解决中国社会救助问题的方案和方法，而不能机械盲目地引进或照搬西方的社会工作方法。

结语

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社会工作本土化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此外，香港和台湾地区已基本完成了社会工作理论、方法的本土化过程，这些地区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借鉴的局限性。理解在当前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文化、体制和心理背景等因素，是能否成功创建符合中国社会需要的社会工作模式的关键。回首梁先生的实践，他的那种崇高的理念，对组织农民自觉的热情，和对立足本土来解决社会需求的坚定决心，那种教育者与实践者高度统一的精神无不震撼着每一个社会工作者激动的心弦。

参考文献：

艾恺，1996，《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梁漱溟，1933，《村学乡学须知》，山东邹平书店。

梁漱溟，1989，《梁漱溟全集（第一卷）》，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

王思斌，2001，《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浙江学刊》第2期。

李洪涛，1996，《教学基地――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实验园地》，《中国社会工作》第4期。

张昱，2004，《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上海社会工作发展过程分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刘梦等，2001，《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分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第6期。

篇2：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对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

问延安1 孙智伟2

（1、漳州师范学院历史系

2、漳州师范学院教务处）

[摘要] 如何实现中国社会工作在理念、过程、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的本土化呢？在向西方和港台地区社会工作发展模式借鉴、学习、交流的同时，我们一直未关注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工作中寻找启示。本文主要从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中，就三个方面谈谈其对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

篇3：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哲学渊源

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哲学渊源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与其哲学思想存在着内在的逻辑:重内固本和儒化生命主义的哲学路向使他相信解决中国问题的工作必须从乡村入手,依赖乡村人自身的力量及其主体意识的觉醒;而慎变求稳的动静观、中庸调和的.宇宙观及儒化的实用主义,使其乡村建设运动必然走上发展合作经济、平民教育等事业的改良道路.

作 者：定光平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刊 名：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ANQING TEACHERS COLLEGE(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22(2) 分类号：B089 关键词：梁漱溟   乡村建设   哲学源流  

篇4：国外乡村人力资源开发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乡村人力资源开发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重视并加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这既是对国际乡村改造经验的总结,也是我国发展现代农业、营造农村良好文化氛围、实现农村全面小康的`客观要求.德、英、美、日、韩等国家在乡村改造中重视农民教育培训、加强农民组织建设、保障农民切身利益等措施,为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我国应在增加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入,加大教育培训力度,营造有利于人力资源开发的环境等方面,创新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机制,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作 者：赵庆海 王庆菊  作者单位：泰山学院政法系,山东,泰安,271021 刊 名：农业科技管理 英文刊名：MANAGEMENT OF AGRI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年，卷(期)： 28(1) 分类号：G316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人力资源开发   国外实践   策略选择  

篇5：韩国电子政务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韩国电子政务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韩国电子政务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左右,他们在电子政务建设上取得的`成绩、有益经验和其建设过程,对加速我国今后电子政务建设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作 者：胡延晟 张娇 Hu Yansheng Zhang Jiao  作者单位：吉林省国土资源信息中心,吉林省,长春市,130042 刊 名：国土资源信息化 英文刊名：LAND AND RESOURCES INFORMATIZATION 年，卷(期)：2009 “”(4) 分类号：P23 关键词：韩国   电子政务   启示  

篇6：MIT开放课程对我国课程建设的启示

摘 要 在简要介绍MIT OCW和中国国家精品课程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得到MIT OCW对我国精品课程建设的启示：深化开放共享理念，走国际化路线，建立一套完整科学的评价体系。

关键词 MIT OCW；国家精品课程；评价体系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7-0135-02

Open Course Ware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在的一项伟大创举。受其启示，我国教育部在正式启动“精品课程建设工程”，目的也是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以网络为平台，将精品课程免费向社会开放，从而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我国精品课程建设起步晚，学习和分析MIT OCW的模式和经验，找出存在差距，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精品课程有很大意义。

1 MIT OCW和我国精品课程简介

1.1 MIT OCW简介

MIT OCW是麻省理工学院提出的“开放课程项目”。该项目由麻省理工学院教育技术委员会设计、开发与管理，于204月正式启动，初步计划用的时间把MIT在教学实践中使用的大约门课程，制成开放的网络课件，分批放到国际互联网上，供全世界的学习者免费使用。MIT OCW引领了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的开放教育资源运动。

1.2 精品课程简介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及教育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和MIT OCW的影响，教育部高教司在204月正式颁布《教育部关于启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的通知》，全面启动国家精品课程的建设项目。精品课程是具有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容、一流教学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理等特点的示范性课程。目前，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各级学校都开始了如火如荼的精品课程建设和评选工作，逐步形成“学校―省市―国家”三级精品课程体系，覆盖了高职高专、本科、研究生、成人等各个层次的领域。

2 MIT OCW与我国精品课程的比较

MIT OCW和我国精品课程都是在教育大众化和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开发的课程项目，两者都具有明显的网络化和课程资源共享的特点，都是免费、公开、共享，可以被任何学习者利用，而且都是为优质教学资源提供一个展示的共享平台，不提供任何形式的学位或者证书。通过对两者的比较，可以借鉴MIT OCW的成功经验，取长补短，更好地建设我国的精品课程。

2.1 目的与理念

《教育部关于启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的通知》中指出，精品课程建设的目的是：“利用现代化的教育信息技术手段将精品课程的相关内容上网并免费开放，以实现优质教学资源的共享，提高我国高等学校的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麻省理工学院遵循“开放、免费、共享”的理念，目的是利用新科技，使每个地方的人都能免费获取教育资源，协助提升每个地方的高等教育。从目的和理念来看，两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MIT OCW的着眼点要更广，我国的精品课程则更加注重建设中国特色的开放资源。

2.2 组织与管理

1）MIT OCW：分工明确，互相配合。目前，OCW的组织管理模式是由MIT教务处长直接负责，下设评估顾问委员会、OCW执行主任、教职工顾问委员会，并包含4个职能小组：课程发布组、技术组、评估组、推广交流组。

2）我国精品课程：单个学科，各自发展。精品课程项目是由教育部策划的，各省市根据高教司的文件指示，组织本地区高校精品课程建设，各级院校竞相开发，再由相关的教育行政部门及专家评估组进行评价筛选。在课程开发过程中，缺少统一的平台和管理机制，使得教育资源相对缺乏系统性，课程站点多且分散，不便于组织管理，造成大量课程资源的重复建设，降低了课程的使用率。

2.3 评价机制

1）MIT OCW：全方位的评价体系。OCW项目的评价机制比较系统全面，在过程性评价、结果评价、有效性评价、效率评价和数量评价等方面都比较成熟，通过采用“档案袋评价”的方法收集各种数据，实现深度和广度的评价。

2）我国精品课程：单一的评价体系。我国精品课程评审过程一般分为4个阶段：资格审查、网上教学资源评审、专家会议终审、课程公示。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专家参与，按照审核标准严格打分评比，对于课程使用情况的评价也只是通过统计访问量来实现。这种评价方式，对项目过程和结果、效率和效果方面的评价比较单一。

篇7：MIT开放课程对我国课程建设的启示

1）深化开放共享的理念。MIT OCW一直秉承开放、共享、免费的理念，我国的'精品课程虽然也一直强调开放共享，而且大部分精品课程也确实做到了免费共享，可是还有一部分课程尤其是特别优质的课程，很难做到开放共享。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在开发建设精品课程时，消耗的人力、物力、精力很大，开发者不想自己千辛万苦研究的成果让别人免费共享；另一方面是学校或者开发单位，不愿意无偿开放资源。不管是哪方面的原因，其根源还是开放共享的理念没有深入人心，必须继续秉承开放共享的理念。

2）走国际化的路线。MIT OCW起源于美国，其开放课程资源现已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供世界不同地方的学生学习。中国的精品课程目前为止主要针对国内的学习者，可以把优质的课程翻译为外文，供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学习，这不仅能促进文化的全球化，而且也促进我国文化的发展。

3）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系统科学的评价体系是MIT OCW取得成功的关键，而这正是我国精品课程建设的薄弱环节。为了更好地实现精品课程的建设，必须学习MIT OCW的评价体系，从中汲取经验，建立适合我国现阶段精品课程建设的评价体系。

我国的精品课程建设虽然相较于MIT OCW还有一些差距，但它一直在蒸蒸日上发展中。正如焦建利教授所说：“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国家精品课程将会融入开放教育资源运动这一开放教育世界的洪流之中。它会成为世界开放教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球华人世界乃至全人类共享中国的资源和东方的智慧。”

参考文献

[1]焦建利.国家精品课程与国外开放课件的比较[J].远程教育杂志，（5）：69-73.

[2]Organization： MIT OpenCourseWare’s Approach[EB/OL].[-2-22].http：//mitocw.udsm.ac.tz/OcwWeb/HowTo/Org-MITApproach.htm.

[4]卢洪艳，张晓梅.比较与启示：MIT OCW与我国国家精品课程[J].江西广播大学学报，2010（3）：67-69.

[5]李燕.精品课程与MIT OCW的比较与启示[J].吉林教育学院学报，（10）：49-51.

篇8：发展中国家生态工业园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发展中国家生态工业园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本文介绍了发展中国家生态工业园的发展情况和特点,通过借鉴其建设的成功经验,针对目前我国的生态工业园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作 者：路超君    乔琦  作者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研究中心 期 刊：环境保护  PKUCSSCI  Journal：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年，卷(期)：, (24) 分类号：X3 关键词：生态工业园    公众参与    环境风险    可持续发展   

篇9：杜威主义德育思想对我国道德教育的启示

杜威实用主义德育思想对我国道德教育的启示

杜威实用主义德育思想对我国道德教育的启示

苏 楠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广东东莞 523808）

摘要：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自新文化运动传入中国以后，就对当时及以后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虽然其理论自身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但是其“从做中学”、“教育即生活”等精辟思想依然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对今天我们的大学生道德教育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实用主义；德育思想；重要启示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是西方教育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流派之一，是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心理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创立和倡导，并通过长期卓越的教育实践和理论探索构筑了一个丰富、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杜威的代表作《民主主义与教育》全面阐述了其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卢梭的《爱弥儿》并列被视为人类教育思想史上难得的佳作。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产生以来，褒贬不一，但无法否认的是，它在美国甚至世界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进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借鉴。“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改造”、“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以儿童为中心”等短语集中表达了他的教育思想精髓。“作为整个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一个组成部分的德育教育理论，处处渗透着实用主义强调经验、重视行动、追求实用、尊重儿童个性等基本特征。”

杜威于1919年“五四”运动时曾到中国讲学，传播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引起很大的反响。胡适认为，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杜威一生著述丰富，他在《民主主义与教育》、《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哲学的改造》等多部作品中均涉及到道德教育，他认为教育的过程就是道德教育的过程。

一、实用主义德育思想的产生及其理论精髓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美国社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美国经济的急速发展在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杜威要求教育积极参与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负起改造社会的重任，积极适应社会工业化、民主化和科学发展等新变化。但当时流行的教育是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欧洲国家教育的移植，教师在课堂上照本宣科地传授书本知识，是一种注入式、静听式教学，宗教色彩浓厚，压制儿童的个性，不能引起儿童积极的思考。杜威敏锐的看到当时美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已经不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提出要变革教育，其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由此产生并不断更新、丰富。道德教育思想是其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杜威的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以实用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同时在对历史上各种道德教育思想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道德教育理论体系。”

杜威极力强调道德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他认为要讨论道德教育，首先要正确区分“道德观念”（ moralideal）和“关于道德的观念”（ideal about morality）。他指出，“道德观念”是人的品质的一部分，是行为的动机，能支配行为更好更有效果；“关于道德的观念”是有关的道德知识，例如什么是诚实、纯洁、仁慈、等知识内容。这些知识被人掌握很容易，但并不是掌握了这些知识就必然对人的行为发生影响。在他看来，学校道德教育若是以传授“关于道德的观念”为目的，这种道德教育并不一定就能导致学生的道德行为，因此没有什么实际价值，这是对欧美传统的道德教育方式的批判。并且他认为如果要将道德作为一种学科或科学进行教学和研究的话，必须承认道德是一门永远发展变化的科学。他的德育论是以实用主义道德论为基础的，否认客观的永恒道德，把实效作为衡量善恶的标准。

首先，他强调道德教育与社会的联系。杜威主张通过活动来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强调社会实践教学，这与他的“教育即经验的改造”、“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是一致的。他反对用抽象的说教进行德育，认为这种方法无异于在岸上教学生学游泳，主张把学校布置成现实的社会环境，让学生生活于其中并学习与人相处之道，形成良好的习惯和态度，从生活经验中掌握有关善恶的知识，从而就能知善而行善。杜威主张在德育的过程中要“以儿童为中心”，他反对以告诫，惩罚等消极方式约束学生的言行，关注儿童的情感反应，主张给学生自由，促进其主体性、创造性的发挥。学校道德教育的实施过程和评价标准也应具有社会性，总之他是要学生在学校阶段就适应社会。

其次，杜威认为德育是各科教学共同的`和首要的目的，应结合智育进行，要把各门学科的教学作为理解社会生活方式的手段，各学科的教材必须与生活紧密结合，才能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利于德育。数学和自然科学科目的教学也有一定的道德教育价值，应注意发掘。

最后，杜威还很重视道德教育方法。关于此问题他论述最多的是社会实践法，这与卢梭的思想是相通的，与他的“从做中学”基本理论一脉相承。把学校的现实生活、教材和方法称为“学校德育的三位一体”，三者相互影响，不可分割。这就把学校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教学方法中蕴含德育的可能性、注重教材的社会价值综合在了一起。

从杜威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学校道德教育思想中所遵循的原则有：反对道德灌输、坚持教材与教法相结合、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中心地位相结合、强调道德教育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他的道德教育理论是和批判传统教育以及教育改革联系在一起的，其深邃思考和独到见解改造了美国旧教育，也影响了世界教育。但仍有其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

1.在教材与教学方法问题上，他希望学校的教材和教法既合乎儿童心理水平，又能使儿童在经验的基础上获得系统的知识，并能在理解的基础上将知识应用于生活经验，这个思路无可厚非，但是杜威的“从做中学”却不能担负起此项重任。杜威并没有能妥善的解决课程和教材的问题，否定教学科目和教材的继承性与系统性，是他教育理论的根本缺陷之一。

2.过分强调儿童的自由活动。杜威在《明日之学校》里用大篇幅描写“理想学校”，在这种学校里一切作业的重心都被放在儿童的自由活动上，儿童享有充分的自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尽可能随意做他喜欢的事情；取消严格的生活制度和学习纪律，不进行教学检查；儿童根据自己的兴趣随心所欲的学习，教材缺乏系统性；教师从观察学生行为的人，不能在教学上起主导作用。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二、实用主义德育思想对我国道德教育的重要启示

我国的道德教育受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存在着诸多问题。随着我国社会各方面的迅猛发展以及市场经济的日趋完善，对主体道德水平、道德判断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德才兼备”成为社会的共识，然而我国传统的道德教育在适应这一发展需要时显得有些无力。杜威的反传统德育思想里的积极成分，对我们的学生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反对灌输式的教育，提倡以学生为中心

杜威向来强调要在做中学，在学中做，反对传统的灌输式教育。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学生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教师这个轴心转，学生成了纯粹接受知识的容器，主动性受到压制，这既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也不利于学生创造性的培养，所以我们提倡在新时期的道德教育中，老师不再是主导，学生不是被动接受教育的，而是教学的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教学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以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为出发点，引导学生主动探索、积极思维、生动活泼地发展。要让学生作为学习的中心，是让学生自己去体验、感受、思考、总结。教师要学会尊重学生的个性和兴趣发展，允许并鼓励学生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兴趣发展自己的特长，鼓励学生发展自己的优势，鼓励所有学生都成为校内一切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主动参与者，通过参与，达到主动学习、主动锻炼、主动发展与提高的目的。体验式教学、实践教学是比较好的教育模式，应大力提倡。

（二）道德教育内容要贴近学生实际，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

“对于从生活的一切接触中学习感到兴趣，就是根本的道德兴趣。”道德存在于人的整个生活之中，不应该有脱离生活的道德。道德教育要做到以人为本，与人的丰富生活相联系，做到生活过程德育化，德育过程生活化。生活是伦理道德的生长点和作用点，是道德的唯一基础，离开生活的基础，道德将走向虚无。在新的时期，德育贴近生活已成为当代德育创新的重要课题，德育贴近生活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时代赋予德育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德育工作融入学生生活，要求德育工作者尽可能使自己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并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去影响和熏陶学生，德育工作者要善于利用生活中的新鲜事物和先进事迹、光辉人物去感染、影响学生。大量的事实表明，德育工作只有扎根于学生的生活实际，融入学生生活的全过程，并在实际生活中教给学生获得解决人类精神困惑的智慧与技能，才能使学生获得人生价值的超越和升华。

（三）教师在道德教育中应甩掉“权威”的架子，构建新型师生关系

杜威曾经引用了19世纪的美国教育家埃默森（ George Emerson）的一段话，他说，“尊重儿童，不要过分摆起家长的架子。”在德育工作中，我们更要摆脱掉权威的架子，树立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新型的师生关系应该是民主平等、尊师爱生、和谐相融、教学相长、共创共乐的，新型师生关系的建立为顺利的进行道德教育提供了先决条件。在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中，教师应该努力当好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引导者，教师可以凭借自己的传统经验引导学生，学生也可以凭借自己的敏锐、朝气影响教师；教学不再是教师生硬的灌输，而是师生之间智慧与智慧的启迪，思维与思维的碰撞，是师生之间共同探讨、共同成长、共同走过的一段美好历程。

（四）道德教育应无处不在，形成“教育合力”

杜威认为各个学科都有道德教育的任务，各任课老师都要有德育意识，应注意挖掘学科中的德育价值。无论从学生生活的时间和空间，还是从德育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学科教学中的德育都应视为学校教育的重要渠道。道德教育应该是无处不在的，它不仅仅是班主任和辅导员的事情，也不仅仅是任课老师的事情，而是要在德育的三个社会承载体――社会、学校、家庭三者之间形成“合力”，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就曾指出“要建立健全学校、家庭、社会相结合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体系，使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只有实现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建立起紧密的网络，才能更加有效的巩固德育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