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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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区域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关系研究

区域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关系研究

【摘要】区域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作为20世纪新兴的应用经济学研究分支，具有共同的理论起源，即19世纪的古典区位论。在此之前，空间从未作为一个要素，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将空间作为一个重要元素，在空间维度上分析资源配置的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从而形成经济学研究中的独特一支。由于对空间这一要素的理解和假设不同，区域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分别在均质空间与非均质空间形成了侧重面不同的研究方向，并对经济聚集现象给出连续的“平滑经济”和非线性、不连续的“块状经济”的不同解释，从而使两者对政府应当采取何种经济政策促进产业集聚给出不同答案。虽然存在研究重点和分析方法的不同，但研究内容的实质性重叠，使得二者从长远来看，需要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分析区域经济现象。

【关键词】经济师论文发表,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区位论产业集聚

一、基本概念

区域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观点，研究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变化、空间组织及相互关系的应用科学。主要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力的空间分布及发展规律，探索促进特定区域经济增长的途径和措施，从而达到充分发挥各地区地域和资源上的优势，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区域总体经济效益，为政府发展地方区域经济提供公共决策依据。

空间经济学是以空间为维度，研究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以便优化生产要素的空间布局和促进地方产业经济活动在空间区位上的正确选择。空间经济学是一门集区域城市经济、国际贸易、经济地理等多门学科融合交叉的学科。

二、区域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的联系

区域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均起源于19世纪的古典区位理论。其主要理论模式有杜能的农业区位论、胡佛的运输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廖什的市场区位论等。

如今，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互联网的极大发展使得市场信息化、销售模式不断创新，运输方式发生变革更加集约和规模化，这些因素都大大影响着市场，使现代商业环境和过去完全不同。区位论将区位高度抽象为平面距离的静态分析，以单个厂商为研究对象，没有企业间相互竞争的分析已不能完全描述现代市场经济现象。因为忽视了市场占有率，吸引与稳定优质劳动力、避免贸易摩擦等具体目标，只考虑成本最小化，使得实际应用中可操作性差。

正是由于古典区位理论对于描述和解释现在经济现象的局限性，现代经济学家进一步突破原有理论的约束，完善其理论缺陷，产生了区域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两个分支。由于不同学者对区位的理解不同，才产生“区域“和”空间”这样不同的地域概念。

三、区域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浪潮下，各国在经济领域展开竞争，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区域发展问题，各国政府也主动制定区域政策并大规模展开区域规划工作，以期提升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发展。鉴于古典区位论在研究现代市场经济方面的限制，西方经济学家开始用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拓展古典区位论，大大扩展了原有古典区位论研究的范围和领域。这种研究包括了宏观、中观、微观的不同层次的经济理论，应用了动态、计量等分析方法，利用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等，并且更加注重实证研究，综合了地理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多门学科的研究成果，形成了新兴的区域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与区位理论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一是从研究对象上看，区域经济学主要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一个国家内各个区域之间产业结构如何达到最优和促进区域分工更加合理的问题;古典区位理论重点研究微观问题，从企业角度研究降低成本谋取利益的最优区位。二是从研究手段上看，区域经济学是运用国家行政政策的手段，通过市场机制的传导来达到调节区域经济的目的;区位论目标的实现依赖的是市场机制的作用。三是从研究方法上看，区域经济学则应用宏观的、动态的和综合的方法;区位论主要运用静态的、局部的分析方法。四是从结果上看，区域经济学从宏观角度，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达到总体利益最大化，但可能会制约个别产业或者地区的发展;区位论从微观着眼，论证如何使单个企业效率最高，但是微观的最优化选择从整体看未必达到最佳资源配置，容易出现区域产业结构发展不均衡。总体来说，古典区位论是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源泉，对区域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贡献。

四、空间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空间经济学也是从古典区位论发展而来的，它研究的主要是关于资源在空间的配置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问题。

空间本身的特征，使得在空间维度上分析资源配置问题有很大障碍。因此在杜能将区位论引入经济学模型之后的很长时间内，空间因素从未进入经济学研究主流。直到D―S模型与新贸易理论的发展，才开启了空间维度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

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垄断竞争和最优的产品多样化》，建立了一个独特而精巧的D―S垄断竞争模型，掀起经济学研究中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领域的革命。20世纪90年代藤田、克鲁格曼和维纳伯尔斯合著的《空间经济学》，解释了从垄断竞争中引出的一些普遍原理是如何促进人们对经济发展的理解的，对10余年来的空间经济学的发展和成就做出了精确的概括和总结。自此空间经济学才逐步发展，尤其是欧洲统一市场形成后，欧盟对空间经济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五、区域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的区别

区域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都来源于同一个理论基础，两者都致力于揭示经济从总体上看在不同空间的运行趋势。之所以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是由于二者分析方法和研究重点不同。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区域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对于“空间”的假设不同

这两个学科最大的区别是对空间问题的不同处理。区域经济学基于空间问题的复杂性，将空间分为均质的与非均质的两种(特征如表1所示)。所谓空间均质，即是抽象掉地貌、地理特征，将空间假设为要素的均匀分布，因为如果没有空间均值的假设，建立经济模型就需要引入类似要素密度函数等变量，存在一定的技术困难。均质空间可以理解为是一片平坦没有起伏的大地，要素的禀赋是均等的，因此只需以距离来考虑经济活动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引入距离和运输的分析模型，平原使得距离与运输成本变量之间呈线性关系;在非平原时则很难分析变量的关系作用。 表1

篇2：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摘要：伴随经济的高速发展，给人类带来了不只是生活上的便利和生存的安全感，同时也带来了物质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的破坏甚至还有战争与贫穷等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否应该为经济学发展的后果，还是由于伦理学的缺失造成，显然不能简单加以断定，但是没有经济学的应用和发展，就不能有众多的温饱和富裕，没有伦理的社会就不能有生活的平静和幸福，因而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紧密结合显得非常重要。

关键词：经济学;伦理学;发展

在社会活动和交往中，经济与伦理都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和结果。在经济学与伦理学相对独立的发展中，形成经济学与伦理学分离，这种分离同时造成经济学和伦理学发展不足和缺陷。促进经济与伦理的共同发展，增进人们的幸福，正确理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经济学面临的问题，也是伦理学研究本身的要求。

一、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

经济学的英语Economics源于希腊文“oikonomia”是由词源“oikos”，意思是家庭、家族、财产权(family，household，estate)以及“nomos”(规律，管理)组成而来，从逐字上来看是指家族管理(household management)。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economics)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1]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是近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国富论》之后的自由主义经济繁荣的背后渐渐显露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必然和社会财富分布不均、贫富悬殊的弊端。德国的卡尔・马克思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的代表是其劳动力，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目的。马克思在其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提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剩余价值”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进入20世纪，亚当・斯密所主张的自由资本主义已呈现出种种的病态和危机。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主义打破了“看不见的手”的教条，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而凯恩斯本人也被誉为“战后繁荣之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理论经济学通常称为一般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如前所述，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的，包括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原始公社、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垄断前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三个部分。马克思经典作家认为生产力反映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至此，经济学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类历史和思想的进程。

二、经济学与伦理学的源与分

在亚里士多德时代的观点是：政治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是三位一体，阿马蒂亚・森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科曾经认为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并且指出了经济学有两个不同的根源，其中一个根源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中把经济学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经济学是对财富的关注。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视为“指挥者的艺术”，强调政治学必须使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其他科学”，并且认为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但在更深层上，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追求有关，包括对更基本的目标的评价和增进，因此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另一个根源在于“工程学”。工程学的特点就是只关心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者“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等这类问题。经济学与其他科学的结合，正如《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所说的“挣钱是不得已而为之，财富显然不是我们真正的要追求的东西，只是因为它有用或者因为别的什么理由。”[2]

同出一人之手的理论，《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的问世，更是将迈入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人们推向了“自利”和“利他”的剧烈冲突的两难选择境地。诚如有些学者谈到，亚当・斯密在肯定“自利”的同时并不排斥“利他”，而且认为正是人们这种主观上的“自利”行为，客观上产生了“利他”的结果。“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3]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同样提到“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但不可否认的是“利他”的初衷首先是“自利”。在《国富论》中，斯密谈到，“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4] 据此，斯密以人的“利己心”为基本立足点，构建了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在《道德情操论》第六版中，斯密也谈到，“钦佩或近于崇拜富人和大人物，轻视或至少是怠慢穷人和小人物的这种倾向，虽然为建立和维持等级差别和社会秩序所必需，但同时也是我们道德情操败坏的一个重要而又最普遍的原因。”[5]以致“为了获得这种令人羡慕的境遇，追求财富的人们时常放弃通往美德的道路。不幸的是，通往美德的道路和通往财富的道路二者的方向有时截然相反。”[5] 依此看来，经济与伦理的关系不论是否完好的一致，显然二者在理论的考量上和实际中都存在着某种对立。这种对立的现实造成了经济学的贫困，正如阿马蒂亚・森的那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造成的”[2]。

三、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紧密结合

经济学中独特于伦理学的方面考量，不排除能够更加促进经济学发展自己独特的方面，而且经济学推理受到“工程学”方法的影响才取得了非常实质性的发展，但值得注意的，不是经济行为或活动可以不伦理，遵守伦理的要求是决不能因此含糊的，这是社会文明发展前进的基本前提，阿马蒂亚・森指出对自利行为的假设的滥用已经严重损害了经济分析的性质，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严重分离铸就了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缺陷。经济学其实正如它已经表现出的那样，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构成人类行为和判断的伦理思考而变得更有解释力，一些伦理思考也可以用经济学正在使用的各种方法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伦理学方法的重要性已经被严重淡化了，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更加广泛意义上面论及的经济学作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I 卷)。经济学问题本身就有可能是极为重要的伦理学问题，包括苏格拉底的疑问：“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

必须清楚的是“在讨论自利行为问题时，区分以下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人们的实际行为是否唯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第二，如果人们唯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他们能否取得某种特定意义上的成功，比如这样一种或者那样一种的效率。这两个问题都与亚当・斯密有关。人们常常引用关于自利行为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观点。事实上，并没有证据表明他相信这两个命题中的任何一个。”[2]经济学在理论上需要的假设，其无伦理的利他考量并非意指经济学的不伦理。阿马蒂亚・森指出“极为狭义的自利行为假设的广泛使用，已经严重限制了预测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使其很难分析由行为多样性所引起的广泛的经济关系。”[2]而且“根据‘自我目标’的选择，每个人都应该采取非合作的策略，但其结果却比采取合作的策略要差” [2]。如果一个从社会策略的角度进行行为选择，关心“囚徒的困境”中他人的目标而采用合作的策略具有一定的适宜性：“它对我们所有人各自的目标都更为有利。”[2] 无论社会关系或者利己的经济关系中，如果毫无利他或合作可能，并不能得到期望的目标，而且很可能让人类走向终结或者要么走向革命的道路。

阿马蒂亚・森强调，更多的关注伦理学，福利经济学可以得到极大的丰富;同时，经济学与伦理学更加紧密的结合也可以使伦理学研究大受裨益，经济学与伦理学是否应该有更多的联系，却不能根据这些事情是否容易做到而定，而要看这样做是否值得，而且可以期望得到的回报是相当大的。

参考文献：

[1][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 [M].萧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

[2][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第1版[M].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9-87.

[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27.

[4][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14.

[5][英]亚当・斯密.德情操论[M].蒋自强，钦北愚，朱钟棣，沈凯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72-230.

篇3：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比较与借鉴

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比较与借鉴

信息经济学(economics  of  information)一词，起源于1959年马尔萨克发表的《信息经济学评论》。1961年，斯蒂格勒(G・Stinger)发表了题为《信息经济学》的论文，使信息经济学作为新兴的学科进入了科学的殿堂。信息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科学中重要的学科之一。

一

信息经济学的产生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共同点是以物质产品及服务的生产、流通、分配及相关活动为主要对象，因而被称之为物质的经济学。[1]在传统经济学中，信息如同空气、阳光一样是充分的，有用而不需要经济成本。同样，厂商、消费者、投资者和政府等经济行为者具有“完全信息”，且具有完善的信息接收和信息处理能力，所以经济行为者的选择是确定的，信息被排斥在经济学之外。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经济行为者不仅不具备完全信息，而且处理信息的能力十分有限，这与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设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信息经济学正是在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斯蒂格勒在《信息经济学评论》一文中，批判了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理论，提出了信息搜寻的概念。斯蒂格勒认为，经济行为主体掌握的初始经济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这就决定了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主体要做出最优决策，必须对相关信息进行搜寻，而信息搜寻是需要成本的。把信息与成本、产出联系起来，提出搜寻概念及其理论方法，是斯蒂格勒对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主要贡献。继斯蒂格勒之后，著名经济学家K・阿罗(K・Arrow)对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经济行为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他认为，信息经济学是不确定性存在情况下的经济学。在他看来，不确定性具有经济成本，因而不确定性的减少就是一项收益，所以，可以把信息作为一种经济物品来加以分析。阿罗十分简洁而深刻地揭示了信息经济的作用。M・勒姆特(M.Nermuth)对不完全信息进行了精确的数学描述，用“信息结构”一词来描述经济决策利用信息的复杂分布及其与决策的对应关系，等等。搜寻理论后来经过萨洛普(S・Sulop)、截维德和马肯南等人的研究得到系统地发展，成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基础理论之一。众多著名经济学家在不完全信息经济分析领域的创造性成果，诸如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决策、对策理论、非对称信息概念以及价格分散理论等，使得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经济分析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有巨大影响的经济学领域。

随着人们对信息经济的关注，研究的视野逐渐从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1962年，弗里兹・马克卢普《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的出版，标志着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1977年，马克・波拉特《信息经济》（九卷本）提出信息经济测度的波拉特范式，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在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英国和新西兰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日趋成熟。

经济学者将信息要素纳入发展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使宏观信息经济学获得了与传统理论截然不同的结论。罗伯特・索洛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生产函数理论，试图说明经济发展取决于投入的资本和劳力数量。但是，过去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发达国家增加投资快于增加人数，投资收益并没有递减。针对这种现象，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要素不仅仅是资本和劳力，而应该是四个基本要素，即资本、非技术劳力、人力资本和新思想（信息）。由于知识构成生产要素之一，它像资本那样必须以放弃当前消费为代价才能获得，知识（教育）滞后将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国家必须像对待基础设施投资那样对知识及传播知识的教育机构进行投资。由于知识投资长期效用的干预，经济长期发展中可能出现良性循环趋势，即投资促进知识生产与传播，而知识生产与传播获得的效用又促进投资。这意味着投资的持续增长可以长期提高某个国家的增长率，这个结论正是传统理论所否定的。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大差别已经不在于资本与设备，而在于知识与信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正在由资本依附转向资本与信息的双重依附。

信息经济学中的不对称信息理论(asymmetric  information)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leees)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廉・维克瑞(William  Vickery)提出的重要理论。他们分别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揭示了不对称信息对交易所带来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对策。此后30多年来，不对称信息理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由此而产生的对策理论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两位经济学家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又一次因为在“走进现实生活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分享了这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2]他们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乔治・阿克洛夫、斯坦福大学的麦克尔・斯澎斯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三位经济学家在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之上，建立了一整套经济学理论，解释厂商、工人和消费者的行为，奠定了信息经济学的基础。其中，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同时也是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泰斗。

二

目前，理论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主张。[3]一种主张是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从市场不确定性角度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另一种主张是按照信息产品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研究的整体情况看，前一理论体系似乎更多地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即便是按照这一主张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整体框架，也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

思路一为信息经济学“三分法”，即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框架出发，将信息经济学划分为三个部分：微观信息经济学、宏观信息经济学和产业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以个别市场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考证信息对市场均衡、劳动市场供给、消费者行为以及市场机制等一系列微观经济问题的影响，分析信息资源配置和微观信息市场的效率问题。宏观信息经济学则从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层面出发，论证信息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影响，研究信息与财政政策、金融制度之间的关系，探讨信息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等等。信息产业经济学着眼于对信息产业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技术产业化、信息产业基础与结构、信息产业国际化、信息资源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内容。按照这一思路，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能够较好地与传统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体系相衔接，不仅能够清晰地勾画出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合理地安排其理论体系与内容，而且还能较好地构筑信息产业经济学的体系。在这一思路下，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结合在一起构成理论信息经济学，而信息产业经济学则构成应用信息经济学。

思路二为信息经济学“二分法”，即按照市场不确定性原理，将信息经济学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个部分。与此相适应，将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理论信息经济学，而把宏观信息经济学作

为应用信息经济学。根据这一思路构建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将思路一中的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归到一块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将厂商行为的不确定性和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放到一起来分析。宏观信息经济学则由信息产业经济学和信息社会的各种经济理论组成，以信息技术的`不确定性为基础，分析信息技术的各种经济影响和福利效果。这一思路的主张者认为，按照这一思路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可以将信息经济学与传统的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加以区分，并且能够较好地体现信息产业在信息经济学学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三

信息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4]比如委托一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现代企业建立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委托―代理理论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国有企业改革要建立起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制度正是以合理有效的委托―代理合同为基础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改革所作出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比如资产重组、企业破产与兼并、股份制改造等，都需要有一定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来约束和规范市场行为，这个规则就是市场经济主体共同遵守和不断创新的委托―代理合同。

其次，信息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对市场主体的经济决策和加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正确处理好企业与市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信息经济学较为深刻地探讨了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市场经济行为的两个主要现象，即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无论是生产者、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面临着不同形式的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生产者面临着消费者的大量的、复杂的道德风险行为，而消费者也同样面临着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利选择和生产者转移的道德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经济学所揭示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无论对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有助于其作出各自相应的选择与对策。

再次，信息经济学中关于信息资源最优配置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的思想，将有助于我们在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进一步关注信息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努力创造信息资源合理流动的外部环境，提高信息技术对提高产业竞争力的认识，协调信息网络的发展，加大信息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强化信息产业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带动功能，以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带动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

最后，信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我们研究现实经济社会问题开拓了新的视野。实事求是地讲，信息经济学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信息经济学所使用的方法为经济学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思想方法。比如信息经济学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理论和对策论，把现代决策理论的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决策分析之中，使得经济分析不断贴近现实经济生活。实际上，在我国目前经济理论界的经济分析中，很多学者都引入了信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相信随着信息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分析方法将在经济学、管理学等其他领域的应用中产生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  马费成等：《信息经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2]  王则可：《对付欺诈的学问――信息经济学平话》，中信出版社，20。

[3]  谢康：《西方信息经济学述评》，《经济学动态》第3期。

[4]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

篇4：空间经济学的渊源与发展

空间经济学的渊源与发展

一、空间经济学的传统与演进

1.德国的古典区位几何学

德国经济学家运用地租学说和比较成本学说，创立了古典区位理论。

(1)冯・屠能(Von  Thünen)的农业区位论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仍然是一个封建割据的农业国，英法等国却已走上工业化道路。英国工业化前后，农产品价格上涨，一些目光敏捷的德国农场主通过与英国的农产品贸易而获利，于是尽量多买土地，扩大生产规模，德国农业开始向大型化商品化过渡。为了研究德国农业经营模式和产业化问题，冯・屠能潜心经营农庄十载，收集了极为详细的资料，于1826年撰写了巨著《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简称《孤立国》）。冯・屠能设想了一个孤立于世界之外，四周为荒地所包围的孤立国，其中心是一个大城市，这个城市是孤立国制造品的唯一供给者，而城市的食品则完全由四周的土地（一个农业大平原）供给；孤立国内各地自然条件和运输条件相同，农业生产的利润V=P-(C+T)，其中P为农产品价格，C为成本，T为运费。冯・屠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函数，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利润最大化目标，农场生产的品种选择与经营方式的首要决定因素是距离，即生产地与市场的距离。农场种植什么作物获利最大，主要不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而与特定农场（或地块）与中心城市（农产品消费市场）的远近密切相关；农业经营规模，也与距离密切相关，增加投入必须使价格与边际成本之差能偿付追加的成本与运费。当生产成本一定时，离中心城市越近，追加的运费越低；边际产量需偿付的越少，生产规模扩大的可能性就越大。

冯・屠能研究的是农业区位问题，他的理论离不开对土地利用和地租的研究（注：克鲁格曼在《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一书中总结归纳了经济地理学的五大传统，他将冯・屠能的思想列为第五个传统“地租和土地利用”。其他四大传统是：德国几何学、社会物理学、积累因果夫系、当地外部经济。）。冯・屠能认为地租与距离是负相关的，可以想像从中心城市向外围平面延伸，随着可耕地与市场的距离的不断增大，可耕地的地租是不断下降的，这样便可形成一个个以城市为中心的同心圆环，半径距离小的环上土地昂贵，宜种植运输成本大或单位面积产值高的作物，而半径距离大的环上则种植土地密集型或运输成本大的作物。于是他设计了孤立国六层农作物圈层结构（注：冯・屠能设计的孤立国六层农作物圈层结构为：第一圈层为自由农作圈，主要生产鲜菜、牛奶；第二圈层为林业圈，主要生产木材；第三圈层为轮作物圈，主要生产谷物；第四圈层为谷草农作圈，主要生产谷物、畜产品，以谷物为重点；第五圈层为三圃农作圈，主要生产谷物、牧产品，以畜牧为重点；第六圈层是荒野。），这就是著名的圈层布局论。当时德国经济学家们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发展的基本观点是：农业经营方式应该全面地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集约化程度越高越好：农业布局方面则应根据自然要素禀赋的不同，各地应种植最适合本地生长的作物。冯・屠能的理论使人耳目一新：农业经营方式上，并不是集约程度越高越好，离中心城市越近，集约化程度越高，离中心城市越远，经营越粗放；农业布局上，并不是哪个地方适合种什么就种什么，与距离有关的地租、运费倒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2)劳恩哈特(W.Launhardt)和韦伯(A.Weber)的工业区位理论

19世纪末，德国已完成了第一次产业革命，并迅速成为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产业的大发展，使得产业迁徙和工业布局问题为学者们重视。劳恩哈特利用几何学和微积分，将网络结点分析方法应用于工厂的布局，在德国《工程师协会期刊》上发表“确定工商业的合理区位”(1882)一文，第一个提出了在资源供给和产品销售约束下，使运输成本最小化的厂商最优定位问题及其尝试性的解法。他构造了一个区位三角形，寻找使“里程运费在生产的区位中必须保持平衡”的最小值点，即区位三角形的极点。他的这种寻求最优化的“极点原理”方法被乔治・皮克(Georg  Pick)给出规范的更为一般的数学证明（注：乔治・皮克应韦伯之邀，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第194-215页）写了一个“数学附录”，以“梗概出一些对理解区位问题来说很必要的普通数学公式”，其中提到劳恩哈特的工作。于尔格・尼汉斯(Jurg.Niehans)认为：劳恩哈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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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空间经济学的渊源与发展

空间经济学的渊源与发展

一、空间经济学的传统与演进

1.德国的古典区位几何学

德国经济学家运用地租学说和比较成本学说，创立了古典区位理论。

(1)冯·屠能(Von  Thünen)的农业区位论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仍然是一个封建割据的农业国，英法等国却已走上工业化道路。英国工业化前后，农产品价格上涨，一些目光敏捷的德国农场主通过与英国的农产品贸易而获利，于是尽量多买土地，扩大生产规模，德国农业开始向大型化商品化过渡。为了研究德国农业经营模式和产业化问题，冯·屠能潜心经营农庄十载，收集了极为详细的资料，于1826年撰写了巨著《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简称《孤立国》）。冯·屠能设想了一个孤立于世界之外，四周为荒地所包围的孤立国，其中心是一个大城市，这个城市是孤立国制造品的唯一供给者，而城市的食品则完全由四周的土地（一个农业大平原）供给；孤立国内各地自然条件和运输条件相同，农业生产的利润V=P-(C+T)，其中P为农产品价格，C为成本，T为运费。冯·屠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函数，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利润最大化目标，农场生产的品种选择与经营方式的首要决定因素是距离，即生产地与市场的距离。农场种植什么作物获利最大，主要不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而与特定农场（或地块）与中心城市（农产品消费市场）的远近密切相关；农业经营规模，也与距离密切相关，增加投入必须使价格与边际成本之差能偿付追加的成本与运费。当生产成本一定时，离中心城市越近，追加的运费越低；边际产量需偿付的越少，生产规模扩大的可能性就越大。

冯·屠能研究的是农业区位问题，他的理论离不开对土地利用和地租的研究（注：克鲁格曼在《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一书中总结归纳了经济地理学的五大传统，他将冯·屠能的思想列为第五个传统“地租和土地利用”。其他四大传统是：德国几何学、社会物理学、积累因果夫系、当地外部经济。）。冯·屠能认为地租与距离是负相关的，可以想像从中心城市向外围平面延伸，随着可耕地与市场的距离的不断增大，可耕地的地租是不断下降的，这样便可形成一个个以城市为中心的同心圆环，半径距离小的环上土地昂贵，宜种植运输成本大或单位面积产值高的作物，而半径距离大的环上则种植土地密集型或运输成本大的作物。于是他设计了孤立国六层农作物圈层结构（注：冯·屠能设计的孤立国六层农作物圈层结构为：第一圈层为自由农作圈，主要生产鲜菜、牛奶；第二圈层为林业圈，主要生产木材；第三圈层为轮作物圈，主要生产谷物；第四圈层为谷草农作圈，主要生产谷物、畜产品，以谷物为重点；第五圈层为三圃农作圈，主要生产谷物、牧产品，以畜牧为重点；第六圈层是荒野。），这就是著名的圈层布局论。当时德国经济学家们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发展的基本观点是：农业经营方式应该全面地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集约化程度越高越好：农业布局方面则应根据自然要素禀赋的不同，各地应种植最适合本地生长的作物。冯·屠能的理论使人耳目一新：农业经营方式上，并不是集约程度越高越好，离中心城市越近，集约化程度越高，离中心城市越远，经营越粗放；农业布局上，并不是哪个地方适合种什么就种什么，与距离有关的地租、运费倒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2)劳恩哈特(W.Launhardt)和韦伯(A.Weber)的工业区位理论

19世纪末，德国已完成了第一次产业革命，并迅速成为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产业的大发展，使得产业迁徙和工业布局问题为学者们重视。劳恩哈特利用几何学和微积分，将网络结点分析方法应用于工厂的布局，在德国《工程师协会期刊》上发表“确定工商业的合理区位”(1882)一文，第一个提出了在资源供给和产品销售约束下，使运输成本最小化的厂商最优定位问题及其尝试性的解法。他构造了一个区位三角形，寻找使“里程运费在生产的区位中必须保持平衡”的最小值点，即区位三角形的极点。他的这种寻求最优化的“极点原理”方法被乔治·皮克(Georg  Pick)给出规范的更为一般的数学证明（注：乔治·皮克应韦伯之邀，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第194-215页）写了一个“数学附录”，以“梗概出一些对理解区位问题来说很必要的普通数学公式”，其中提到劳恩哈特的工作。于尔格·尼汉斯(Jurg.Niehans)认为：劳恩哈特的分析远比后来韦伯在《工业区位论》中的分析高超得多。这大概是指劳恩哈特的数学分析方法。）。作为一名建筑工程师，劳恩哈特把网络规划应用于公路、铁路运输最优化问题和工厂成本最小化定位问题，而他在1885年发表的《经济学的数学基础》一文，奠定了他在经济分析史上的显著地位。他研究运输对生产和消费的影响而建立了“劳恩哈特漏斗”，为解决异质双头垄断问题而建立了后来被称之为的“劳恩哈特-霍特林”解法。先于霍特林44年，劳恩哈特便研究了如下问题：两个位于街道不同地点的竞争供货商，在假定对方销售价已定的情况下如何使自己盈利最大。他还对位于同一地点的不同商品的销售商进行了类似的分析，表明他们的环形市场区域是如何由运输费用决定的。于尔格·尼汉斯认为，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劳恩哈特的工作是德国最重要的、实际上也是唯一有意义的对“边际革命”的贡献。在对运输和区位经济学分析方面，这一贡献直至20世纪30年代都没有被人超过（注：参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第151-153页。）。

阿尔弗雷德·韦伯则是中国读者更为熟悉的一位工业区位论的创始者（注：韦伯为我国学者们更为熟悉，因为他的名著《工业区位论》（亦译为《工业区位纯理论》或《纯粹区位理论》）于由商务印书馆翻译成中文并出版发行。而劳恩哈特的著作全部用德文写成，甚至没有被译成英文，而且他的第一身份是建筑工程师和道路、铁路和桥梁学教授而不是经济学教授，他是德国汉诺威高等技术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的`工作显示了1前一个有能力的、注意经济问题且懂一些数学的工程专家在经济学上可以做些什么（以及不能做到什么）。他在微观经济学、运输经济学以及经济数学分析方法上均有建树，可惜他的有些出版物已很难找到，其出色的独创性的工作的重要性至今还没有得到经济学界应有的承认。）。他在集前人研究基础上于19撰写了《工业区位论》。在这部名著中，韦伯系统地建立了一系列概念、原理和规则，严谨地表述了一般的区位理论。当看到制造业规模庞大的迁徙，韦伯试图回答：什么原因使某个工业从一个区垃移至另一个区位呢？决定迁徙的一般经济规律是什么？韦伯将影响工业区位的因素分为两类：区域性因素和集聚因素。工业是如何布局于各个区域的，受区域性因素影响；而在工业区域内，厂商为什么集中于此地而非彼处，则受集聚因素影响。工业在某个地方集中是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直至均衡的结果。集聚力受技术发展、劳动力组织变化、市场化因素及经济环境因素影响，分散力则可归结为伴随工业集聚而带来的地租增长的影响。韦伯设计了一个集聚函数，精确地表达大工业单元对小工业单元的吸引程度（注：韦伯定义每种商品的生产构成一个“单元”，这些单元能够并确实参与相互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最终也影响单元的区位。），用公式来表示，其中M为大工业单元的日生产量，R为集聚的扩散半径

，A是工业区位重（注：韦伯将生产原料分为地方原料和广布原料，前者只产生于某一特定地点，而后者则是到处都容易得到的。不论是广布原料还是地方原料都有可能又是“纯原料”和“失重原料”，前者是指经加工后全部重量都完全转移于产品之中的原料，后者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必损失部分重量的原料（韦伯的这一思想对今天人们在国际贸易中常见到的“冰山成本”的定义有显然的借鉴意义）。韦伯定义需要运输的地方原料与产品重量之比为“原料指数”，而运输单位产品的总重量称为“区位重”。），s为运输价格。韦伯在分析厂商的定位决策时继承和扩展了劳恩哈特的方法（注：韦伯本人在《工业区位论》中只字未提劳恩哈特。马丁·贝克曼(Martin  Beckmann)认为韦伯的这本书“确立了他继冯·屠能之后在区位理论方面的领先地位，尽管他的理论模型被劳恩哈特抢先一步发表”（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PP958）。）一个厂商靠一个或多个供应商提供投入品，也为一个或多个市场提供产品，所以涉及的区位不少于三个，他将劳恩哈特著名的“区位三角形”概念，一般化为区位多边形。韦伯也考虑了生产成本中的劳动费用，它和运输费用同样是影响厂商定位的重要因素。至于工厂规模大小，韦伯认为衡量最优规模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单位产品的成本最低，一个是企业总利润最大，在考虑区位的情况下，用这两个标准确定的最优规模是不一致的，可见区位对最优规模决策的重要作用。韦伯用聚集经济来描述企业外部经济，并指出聚集能否产生效益，既取决于聚集的企业种类与结构，也取决于聚集的规模。《工业区位论》对以后的区位理论、经济地理研究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于区位理论的重要性，奥林曾经大胆预言“国际贸易上除了国际区位理论外没有别的什么了”（注：转引自《工业区位论》英译者序言“区位理论与地租理论的关系”，该书pp16注解3。）。

2.新古典区位理论

(1)沃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区理论

克里斯塔勒于1933年出版了《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区》一书，系统地阐明了中心地区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它基本说明了城镇为什么存在，决定城镇发展的因素是什么，以及它们在区域的次序排列是如何产生的。克里斯塔勒假设有一块匀质平原，资源、人口密度均匀，运输费用不变，消费者偏好相同。厂商的定位原则需要考虑需求界限（满足正常利润的最低限度的需求界限），考虑市场范围（代表外部的地理限制，超出这个限制，消费者宁愿光顾其它较近的市场）。这样就会形成商品市场的地理分布范围，形成若干大小不同的“中心地”。在一个区域内，高级的中心地只有一个，次一级的中心地较多，等级愈小的中心地越多，规模越小。每一中心地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它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与等级。虽然中心地区理论从一开始就不断地受到批评，主要是认为模型的假设不现实（注：关于经济理论研究模型假设的现实性问题的讨论可参见：尤斯凯利·梅基，“假设问题的重新定向”（载罗杰.E.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经济科学出版社，第311-335页），梁琦，“比较优势说之反例的批评”（南京大学经济学系“斯密论坛”讨论稿）），譬如统一的人口分布和线性运输成本的假设是不现实的，有相同的偏好和相同的自然资源分布的假设也是不现实的，但是克里斯塔勒首创了以城市聚落为中心进行市场面与网络分析的理论，因而受到理论界的重视，勒施是最早试图对克里斯塔勒严格地按几何方法去描述市场规模重新进行系统阐述的人。中心地区理论被认为是一个静态的新古典构架。

(2)奥古斯特·勒施(August  Losch)的区位经济理论

前面所讨论的农业区位理论、工业区位理论及中心地理论，探讨的是都是静态局部均衡问题。1939年，勒施出版了《区位经济学》（注：该书原名为《空间体系经济学》，于1954年在美国以The  Economics  of  Location为名翻译出版。）。勒施以最概括性的描述将一般均衡理论应用于空间，距离本身成为中心。勒施从局部均衡转向一般均衡，并且研究区域的结构而不是把它作为既定的，这涉及到一系列一般化的假设代替通常的“其它条件不变”的假设。在劳恩哈特和韦伯等人的模型中，市场位置、原材料和人口都是给定的外生变量；而在勒施的模型中，他假设人口和原材料是均等地分布，这是非常简单地一般化假定。在劳恩哈特和韦伯等人的模型中，并不考虑竞争者的影响，而勒施认为工业布局首先会受到竞争者的影响，其次会受到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影响。他认为在布局问题是一个经济单位互动过程，如果考虑各种影响因素，找出各经济单位布局的相互关系，就要寻求整个区位系统的平衡。为此，勒施提出了区位的一般方程，由五组平衡方程表示，分别反映五组均衡条件。如何实现这种均衡呢？勒施建立了市场区位理论（这个市场区位理论与中心地理论在市场网络体系上的观点一致），并研究了市场网络对工业区位的作用。勒施表明仅靠竞争力量自身将建立一个包括工业区、经济区和市场区的区位体系，这个区位体系反过来既可以被理解为生产集聚也可以被理解为或多或少的聚会中心地交叉，三个区位同时决定。勒施建立和发展了工业区位理论、经济区理论和市场区位理论。

(3)奥林(Ohlin,B.G.)的区际贸易和生产布局理论

当奥林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他的名著《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1933)被提名为他的主要贡献。这是第一本力图把贸易与布局问题结合起来的著作。奥林在该书第一版序言中明确表示，他将致力于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是：证实国际贸易理论仅仅是一般布局理论的一部分，对价格的空间（或区域）方面予以充分的考虑，对在国内生产要素的供应和运输费用方面的地区差别的影响予以适当的考虑。奥林首先在商品在国际间可以自由流动（无运费）而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假定条件下，讨论生产要素的丰欠如何决定商品相对价格和贸易格局；继而放弃商品贸易无运费的简单假设，讨论进口税和运费对贸易的影响，此外，他还讨论了地理位置、规模经济对贸易的影响，并研究了资本移动的因果关系；最后，他放弃了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假设，讨论要素流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书中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专门讨论了一般布局理论，第十二章讨论了作为区位理论的区际贸易理论。奥林在书中附录“对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看法”中提到：国际贸易理论是一个“多边市场理论”，尤其重要的是，国际贸易理论是接近于布局理论的。布局理论比国际贸易理论更为广泛，贸易理论的一大部分可以看作是布局理论的一小部分。当把各种运输条件的影响和大规模生产的优点结合起来时，关于生产布局以及国际贸易的性质和影响所做出的结论，同只考虑生产要素的稀缺性所得出的结论就有很大的不同（注：参见贝蒂尔·奥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第382-391页。）。西方经济学界认为该书不仅是对国

际经济学的一大贡献，而且还对布局理论做出了贡献，开拓了贸易与生产布局关系的新领域。

二、空间经济学的发展

1.空间经济学的旁枝——区域经济学与城市经济学

四十多年前，艾萨德(Isard  W.)就抨击经济学分析是“在一个没有空间维度的空中楼阁中”进行的。1956年，他出版了《Location  and  Space-Economy》一书，将冯·屠能、韦伯、克里斯塔勒、勒施等人的模型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易驾驭的框架，把区位问题重新表述为一个标准的替代问题：厂商可以被看作是在权衡运输成本与生产成本，正如它们做出其它任何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的决策一样。这是一种开创性的贡献。但艾萨德也未能将空间问题带入经济理论的核心，其原因是艾萨德并没有提出一个一般区位均衡的理论，他的模型没有考虑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只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空间模型，他没有对这个空间模型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相反，他开创了一个折衷的应用领域——区域科学。艾萨德定义区域科学是研究”确定可在某一区域有效地从事生产并获取利润的单个或集团产业；改善区域内居民的福利；如何提高区域内人均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更有效地衡量收入等；区域内产业的集聚和分散，获得区域内资源的最有效的利用。”当把区域的划分看作空间资源经济的基础，而不是把行政划分作为考察的限制条件，区域内资源具有近似性，其相互关系是一个空间中的密切的经济协作关系，那么自由贸易区（如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如欧盟）等可以看作是大区域概念，它是一种以空间资源为基础的国家或地区的集合。为什么二战之后的世界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却两极分化更严重，各国之间、区域之间的差距更大了？这种区域经济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些实际问题，也有助于我们认识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但是，区域科学不是一个统一的学科，它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论（注：克鲁格曼指出：“区域科学不是一个统一的学科。准确地说，它是一个工具收藏箱，其中一些工具非常原始，而另一些则相当先进，它可以帮助人们解决实际中出现的涉及空间的问题，而无需等到我们有了一个出色的理论才来解决。我认为经济学家们应该给予这种松散、但已尽力而为的理论化的工作更多的关注和尊敬。但同时，被标榜为区域科学的那种折衷作法绝对不能取代一个真正完整的理论；艾萨德所做的伟大工作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见贝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0页。）。

1969年，Jacbos出版了《The  Economy  of  Cities》一书，新城市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风靡一时。它的研究对象是城市系统，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注：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协会排出的“经济学分类表”将城市与区域经济学划分为一类，城市经济学含城市经济学与公共政策、住宅建筑经济学、城市运输经济学。）。但是，城市是如何形成的呢？没有很好的解释。这样的文献有着和冯·屠能的经典模型同样的基本缺点，那就是假设存在一个中心，但没有解释为什么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形成了城市，尽管也可以用集聚经济来做些说明；但总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特别是关于单中心城市的假设，与现实世界偏离太大，使得这类模型的现实解释力很差。

2.新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学

空间经济研究的是关于资源在空间的配置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问题，尽管区位理论拥有长久的历史，但是，与时间不同，空间一直也没有能够成功地纳入经济学主流。

1991年和1995年，麻省理工学院连续出版了克鲁格曼的新著《地理和贸易》、《发展、地理和经济理论》，这是克鲁格曼在美国和比利时几所大学所作的系列讲座的内容。他用“地理”而不用“区位”为书名，是因为“区位理论是经济地理学这个更加广阔领域的一部分”。克鲁格曼定义的经济地理，是指“生产的空间区位”，它研究经济活动发生在何处且为什么发生在此处。为什么研究这种经济地理是非常重要的？克鲁格曼以三个理由说明之：首先，国家内经济活动的区位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对于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说，生产的区位是和国际贸易一样重要的问题；其次，在一些重要的情形中，国际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譬如用标准的国际贸易范式来谈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没有意义了；第三，这是最重要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的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告诉人们一个新的经济学世界观，却很难从贸易、增长和商业周期中找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说明这就是世界经济实际运行方式，但研究国际国内经济活动的区位时，这样的证据就不难找到，因此，经济地理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等提供了一个思想和实证的实验室。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对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作用在过去的十年中异乎寻常地重新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克鲁格曼引导了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学的复兴。

，麻省理工学院又出版了克鲁格曼的新作（与Masahisa  Fujita和Fujita  Venables合著）：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and  International  Trade（《空间经济：城市、区域和国际贸易》）。该书概述了过去十年来关于空间经济及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的最新成果，不仅将经济活动的空间定位与克鲁格曼早期的“新贸易理论”联系起来，而且也建立了严谨而精致的空间基本模型。在这之前的关于空间的经济学理论，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那种存在收益递增时的市场结构。他们的模型均是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竟争这些便利假设条件下的分析，没有找到某种方式来处理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的问题，这使得空间问题过去一直是主流经济学中的一个盲点。克鲁格曼是主流经济学派的衣钵传人和捍卫者，又是经济学的建模大师，他不仅常常极富原创性地先于他人注意到重要的经济问题，而且还会对其建立起令人惊叹的深刻而简洁优雅的模型，等待后来者的进一步研究，他常常是新领域的开拓者和引路人。最近十年来克鲁格曼等人关于空间的研究工作，意味着空间经济将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3.空间经济学的基本特点、近期发展与应用前景

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消费者（家庭）、厂商、产业和经济，研究这些经济单元的存在、活动和相互作用。空间经济学更强调的是厂商的地点，产业的区位，虽然劳动力既是厂商投入的要素，又构成产品消费的市场，作为厂商存在的基础是不言而喻的，但空间经济学只是把消费者（家庭）作为研究平台的基座，而不是摆在研究平台上。因此空间经济学中厂商、产业和经济构成三位一体的研究单元，人的定位不在研究范畴中，而公司的定位是问题的焦点。

空间经济学与我国传统的经济地理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我国，经济地理学是大学地理学系人文地理专业下属的一个分支，经济学界也有研究经济地理的，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实际上成了其代名词。区域系

统或城市系统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它包括人类社会本身以及与人类社会有关的各种基本要素、关系和行为，区域经济或城市经济必然与人口经济、资源经济、环境经济和社会学有较高的重叠，以致于区域经济学究竟是属于经济学科，还是属于地理学科有争议，有些定义为介于经济学与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尽管克鲁格曼的空间经济学的模型研究中也涉及到区域和城市的概念，但那是空间与经济单位的融合。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将区域或城市看成是既定的，研究这些既定的现存的系统运行状态和可持续发展，而空间经济学研究的是厂商、产业和经济三位一体的活动和相互作用，经济区域和城市的形成是这些活动和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不是既定的假设存在，而是内生变量。

近年来空间经济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空间经济理论强调历史和偶然事件在经济活动的区位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使得传统的比较优势退位：一些产业在某个地区的形成并不是由于该地区的要素禀赋优势所致。第二，在初始禀赋条件相类似的地方之间，经济活动的分布却是不均衡的，空间经济理论认为这是由于积累循环因果关系和路径依赖所导致的。积累循环因果关系可以说明区域经济的演化。市场潜力是积累循环因果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地，成功企业进入某个地方，将会使得这个地区对其它企业更富有吸引力。第三，空间经济理论试图证明规模报酬、关联效应和贸易成本对维持空间秩序和层次结构的作用。没有规模报酬就没有集聚，没有城市。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可解释多城市结构和区域专业化的演进。第四，上面的这些思想均用数学摸型表述，这与艾萨德等人的没有考虑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不同，能满足主流经济学对严谨和形式的要求。

空间经济理论可以应用于发展经济学，譬如描述非均衡发展的地理现象和原因，地域集中与增长极增长等：可以应用于产业经济学，譬如解释区位与产品差异，地理与公司定位的关系等；可以应用于国际经济学，譬如空间比较优势与贸易模式，区域化与全球化关系等。也可以用它来讨论中国现实经济问题：改革开放梯度推进的空间决定因素、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地域差异比较、中心地区的现实选择、参与经济一体化的利弊分析等。

篇6：简论空间经济学的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研究

简论空间经济学的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研究

简论空间经济学的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研究

一、研究现状

一般意义上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早是从国际关税同盟的角度提出的，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手段、贸易条款等进而转向生产领域的联合。国内有关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在过去更多的是介绍国外的有关理论，近些年才逐渐将视角转移到国内。如张佑林（2000）认为所谓一体化，其含义可概括为：在一定区域内，通过统一基本方略、统一规划布局、统一发展政策、进行资源整合等措施，建立合理的利益调节机制，健全有效的激励约束制度。宋巨盛（2001）认为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按照区域经济发展总体目标，充分发挥地区优势，通过合理的地域分工，在全区域内优化配置生产要素，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提高区域经济总体效益的动态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包括产业发展一体化、生产要素市场一体化和区域城市发展一体化三个方面。从空间经济学角度研究京津冀地区经济，也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角。

二、研究意义

本研究通过空间经济学视角研究京津冀地区经济差异，合理地解释该差距在一定时期合理差距的可能性与合理性。遵循产业集聚、产业扩散的一般理论，探索京津冀实现一体化、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

三、实证研究

根据空间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由于在实际的经济现象中，经济空间彼此之间存在距离，因此无论如何缩小贸易成本，经济差异不可避免。这种差异体现在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资源禀赋等各方面。京津冀目前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存在巨大差距，根据各省市统计局的数据，2010年北京人均GDP达11630.23美元，天津为10595.03美元，河北为4161.17美元。凸显了京津的强大经济实力。北京第三产业达到70%以上，第一产业仅仅占到10%；天津第二产业优势明显；河北第三产业比重较小，第一、二产业比重均较大。而这种产业结构又是就业结构的表现。随着中国大规模城市化的推进，会有更多的农业人口转入城市。加上目前农业机械的迅速发展，农业机械化程度步步加强，也会产生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而在京津冀地区，农民工乡土情结严重，会首选本区域城市。北京、天津这样的城市经济总量巨大，产业门类齐全，就业信息和就业机制相对更加灵活。无形之中会缩小工人、农民的信息搜寻成本。根据空间经济学，由于这两个首位城市产品种类多，同样的工资水平会有更多的消费选择，增加了消费福利，相对地就减小了消费价格指数。此即反映了成本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同样由于京津冀产业门类多，工资水平高，会吸引更多的产业工人，而且京津大量的外国驻华机构及旅游资源也会吸引更广泛的人群，会带动其更多的消费，反过来促动企业更大规模地进行生产，此即形成需求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然而产业和企业的过度聚集也会增大企业之间更激烈的竞争，甚至会形成互相攻讦、恶性竞争市场份额的极端情况。果如此，企业就有离开和分散的动力。但是只有竞争的成本（比如因为工资上升、产品降价造成超额利润下降）大于集聚获得的收益时，这种扩散现象才会实实在在地发生。

目前，北京和天津任然表现出较强的吸引力，而随着天津滨海新区的投产，这种吸引力还会有继续加强的趋势。尽管京津冀存在较强的行政干预，阻碍一体化的发展，但北京和天津仍然显示了其黑洞效应。在国家战略层面，对滨海新区投入了千亿元以上的资金，对北京的城市改造、基础设施建设也投入了不少资本。最直观的结果就是这两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快速提高，且近几年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市内的交通、娱乐设施、公共生活基础设施、甚至生活用水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也就是说投入到这两个城市的资金都发挥了效益，而且是带动了全方位的社会进步。反观河北，唐山依托其强大的制造业有较强的集聚人口、产业的功能，承德依托其旅游资源、石家庄发挥其交通枢纽功能有一定集聚力外，其它地区战绩平平。综合来看河北规模以上工业的经济数据，2011年，1到12月份，企业单位数是15994个，主营业务收入为31738.6亿元，利润总额1594亿元，亏损企业1980个。月均增长值为10%左右，而天津1到12月份达到月均20%以上，北京也大概处于20%的水平。这从侧面反映了区域经济的自我放大效应。京津经济体规模巨大，人均水平高，集聚力量强大，市场放大效应也强于同时期的河北。

为了从经济中获益，人们不惜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也要想法在北京谋得一份工作。尽管交通拥挤不堪，人们还是欣然往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有数百万工人移民到经济机会集中的沿海地区，北京和天津更是吸引了为数不少的地区工人。但是，有关政府部门要动态地关注这三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程度及其结构，并制定相应的政策。以便使三省市在产业发展方面不至于过度地极端。因为极端就会很脆弱，经济体系抗风险能力不强。只要市场预期有稍微的波动，就可能会发生突发性聚集。会对经济造成剧烈的震荡。美国的钢铁城匹兹堡就曾因为钢铁生产在经济中占到80%以上，而在二战后当美国进行产业升级，发展高新技术、服务业和金融业进一步兴起时，匹兹堡不仅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反而因循守旧。成为一时间美国经济的弃儿。接着就是经济近乎崩溃。同样经济行为过度分散化，也会产生平均主义的落后思想，形成对经济发展的无形桎梏。中国在20世纪50到70年代就实行国民经济大而公的政策。实行区域经济均衡化发展的'政策，导致了失去的二十年。回到京津冀，以目前的发展水平，虽然在全国处于前列。但是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不足之处还有很多。依世界城市化规律、空间经济学原理，当经济发展到相当水平的时候，可以改变以往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实行均衡发展战略。具体而言，就是在存在较大经济差异的情况下（由非均衡发展战略积累而成），实施均衡战略，但要注意不要陷入平均主义的泥淖。

至于具体的产业调整方面，北京借助其得天独厚的政治地位，加上其历史、文化的渊源，可大力发展包括旅游、金融、餐饮、高科技等第三产业。适当加强对第一产业的培育，毕竟第一产业是基础。天津则可承接北京的部分汽车业务、大力发展港口、物流、轻工业；特别是中间产品，一方面供应北京、一方面出口。河北可继续发展重化工业，重视第一产业的完善，除满足自身需求外，还可加强与北京、天津的商贸往来。

四、借鉴东京经验发展京津冀

城市发展，交通顺畅至关重要，注重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体系建设，是确保都市圈产业联动与一体化发展的前提和支撑。东京都市圈在每一次规划中，都根据发展需要制定了相应的区域内交通规划，遵循“优先公共交通”原则，使公共交通发挥最大作用。东京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在资金上还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如日本地铁建设采用补助金制度，对于市郊铁路，由国家和地方政府负担36%的补贴，而对单轨等新交通方式，国家的补贴达2/3。

东京都市圈发展取得了以下两点重要经验：1.东京的工业结构演化模式。按照都市圈发展规律，需要有较大的经济中心城市驱动并成为都市圈的核心，东京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种自然资源十分有限，所以东京在发展中，运用了不同于欧美国家城市发展过程中低密度、粗放式的扩张模式，采用了以便利、完善的基础设施为基础，以集约化产业链为格局的发展模式，形成疏密相间、适度集中的都市圈。东京的工业进程经历了初级工业化、重化工业化、高加工化和知识技术高度密集化阶段，走过了一个逐步高度化和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发展道路。2.东京的经验。首先，在工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中，经济结构呈现出高技术化趋势。其次，都市型工业是能够广泛吸收就业、为满足现代城市功能服务的行业，这些行业一般具有劳动密集，花色品种变化快，耗水少、污染低，占地少的特点，从东京工业结构演化来看，都市型工业在整个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直位于主导行业之列。第三，制定合理产业政策，推动产业链形成，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在东京都市圈形成过程中，日本政府积极、适时、主动地实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从而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第四，充分重视与构筑合理产业链，以优化的城市职能分工促进区域共同发展。

另外，在政策方面，政府没有足够的影响力以使社会预期向着政府意愿的方向发展。在这方面，政府是大有可为。一方面充分发挥示范效应。通过几次典型的许诺，并认真兑现许诺，让社会充分信任政府的政策。其次，政府根据长远的经济发展规律，制定各时期的具体政策，并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引导社会预期。在这两点之后，政府就可以相对自由地让社会经济活动理性地在空间进行分配。不管是在非均衡发展时期还是在均衡发展时期，都能实现经济效率的优化。

五、地区经济政策探讨

在农村地区，政府可以保持中立，并在某些地方为可能发生的城市化建立制度基础。良好的土地政策至关重要，为所有人提供基本服务的政策同样如此。在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地区，除制度以外，政府还必须保证连接性基础设施的建设，以扩大不断增长的经济密度所带来利益的受惠范围。这一点可以借鉴中国重庆直辖以来的建设经验。这些想法可以在河北广大的腹地加以贯彻实施。

在北京和天津发达的地区，除制度和基础设施外，有必要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来解决贫民窟问题。但是，如果土地和基本服务等方面的制度效率不高，交通基础设施缺位，这些干预措施将不会奏效。由于贫困人口很可能迁离贫穷地区，所以落后地区常常并不一定是贫苦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政府如何通过政策组合来促进京津冀地区的一体化，同时减少所有地区的贫困才是最后目标。落后地区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与发展较好的地区经济距较远。但除此之外，不同地区的经济地理并不相同。()在人烟稀少的地区兴建昂贵的基础设施，或者鼓励公司向这些地方搬迁，意义不大。而将基本服务推广到各个地方——即使到达这些贫困地区的成本较高——则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鼓励人们移民在一体化政策中应处于优先地位，保证土地市场更好运作和提供安全以及提供学校、街道和卫生设施服务的制度也非常重要。将经济一体化原则付诸实践，不仅要求识别最有利于实现经济区域的集聚和不同地区生活水平趋同的市场力量和政府政策，而且也必须认识到市场力量的作用因经济地理的不同而有强弱之别。世界发展报告曾经研究过此类现象。本研究将空间在政策中的潜流地位提升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从而凸显了地理因素对经济机会的影响与作用。

经济密度是地方至关重要的特征。在距离近，文化和政治分割不严重的情况下，政策面临的挑战就是实现合理的密度，即利用市场力量鼓励村、镇和城市的经济集中和生活水平的趋同。然而，迅速的城市化导致了堵塞现象，进而凸显了距离的重要性；而城市内部的贫民窟和其他地区也可能分割严重，泾渭分明。如何帮助公司和工人减少与经济密集区的距离是政策面临的挑战。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降低交通运输成本，从而促进劳动力的流通，正是政策的主导性机制。国际上，距离对进军世界市场产生了影响。分割造成了边界的不可穿越性以及货币与规则的差别，这是比距离更棘手的问题。地方吸纳生产和人口的速度各异，导致了收入在地理空间上的不平等分配。

地区集聚现象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生活水平先分化，后趋同。在国家上如此，在京津冀地区也同样是如此。向毗邻利益区移民集聚经济吸引人口和金融。今天，为获取获利机会，资本常常远距离迅速流动。人口也流动，但较之于资本，更多的是流入附近的集聚区。一旦有工厂和人口流向某个地方，其他工厂或人口就会接踵而至。对于经济增长所必需的部门结构转变，即农业经济向工业和服务业主导型经济转变所引发的劳动和组织变革，我们耳熟能详。本研究讨论了区域发展过程中同样不可避免的空间转变。在可预见的将来，高密度、短距离和低分割仍将是经济成功发展的基本条件，对这些条件应该予以促进。随之而来的是不平衡增长。辅之以适应区域经济地理状况的一体化政策，这些变化也能够带来普惠性的发展。